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之所以兴盛，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与当时宗教迷信的思想盛行有密切关系。鲁迅先生在《我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我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次，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盛行，崇尚清谈的世风日炽。世族中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一些想跻身仕途的士子学习名士风流，而志人小说枕是世族人物玄虚清谈和名士风度的记录。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末士流，巳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淮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我国小说史略》)此外，魏晋南北朝小说之所以兴盛，还有前代为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的原因。上古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的寓言故事和史传文学对它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富于文学意味的描写手法，被小说吸收过来，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艺术。例如，志怪小说摹仿《山海经》，志人小说学习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中描写人物的记述生活片断的写法，都是非常明显的。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但大多已经散佚，现在保存下来的尚有三十余种。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成就较高，代表着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面貌。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十分复杂，其中优秀的部分是流传于民间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因为带有怪异成分，被人搜集加工收进志怪小说之中。这类作品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和愿望，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这类作品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暴露统治者的凶恶残暴，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可作为代表。
第二，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以及表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和《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为代表。
第三，反映人民机智、勇敢、敢于同鬼怪作斗争的故事。不怕鬼的故事以《搜神记》(《列异传》也收录)中的《宋定伯捉鬼》为代表，同妖怪斗争的故事以《李寄斩蛇》(《搜神记》)最著名。
《宋定伯捉鬼》生动地描述了宋定伯机智斗鬼的经过：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
定伯曰：“大善。”龙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乃唾之，得钱干五百，乃去。于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这个故事虽然没有否定鬼的存在，但主旨却在表现人的机智勇敢，赞扬不伯鬼的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志怪小说中还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有些解释自然现象，有些反映社会问题，也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总的看来，艺术上显得幼稚粗糙，但是小说艺术的特点已经初步显露出来。其一，选材多是非现实性的故事题材，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宣传宗教迷信的属于消极浪漫主义，而民间故事传说以幻想形式，表现人民的意志、理想和愿望，富于积极浪漫主义的意义。其二，在艺术形式上，结构比较完整，情节富于变化，描写较细致生动，已粗具短篇小说的规模。其三，在写作技巧上，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规划，并注意运用对话，细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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