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历史上存在比较短的王朝，但奢靡之风却空前盛行，最引人注目的是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成为西晋独特的历史现象，九品中正制给予他们较优越的政治地位，而将寒门徒弟的晋升之路阻断，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重，在选官制度上，重要的官员职位均被世家大族把持，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美国的研究者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有关有闲阶级的提法，从书中所提及的有闲阶级的种种表现，与西晋的门阀制度极其相似，也可以说，西晋最先催生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隐形社会体制。以至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晋虽然很少被提及，但却深深地影响了日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
一、奢侈之风盛行——门阀集体病态镜像
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到中后期，就变成了门阀士族特有的特权保护伞，这体现在门阀士族所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特权的固化，而门阀士族又有尊卑贵贱森严的等级界限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僭越贵族身份，而彰显贵族身份较好的方式是——奢侈之风。换句话讲，门阀士族正是通过挥霍社会财富和奢侈放荡的生活，来释放特权贵族阶层特有的优越感，这一切已经成为西晋时代特有的病态标签，在让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同时，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酗酒—释放特权阶层虚荣心的工具
与魏晋风流的清谈不同，士大夫的饮酒并非正常宴饮或政治诉求的需要，也并非借酒浇愁，而是以酗酒取乐，行为放诞不羁，同时以残暴而夸张的行为对自身财富和特权进行炫耀。
在《世说新语》中有对竹林七贤饮酒的描述，阮籍和刘伶都是嗜酒如命的人，“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在《晋书》卷四十九《山涛传》中，山涛“饮酒至八斗方罪”，可见酒量过人，而山简是山涛的儿子，以“高阳酒徒”自居，行为更加荒诞不经。

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形象的说明了士大夫的奢侈而颓废，放浪形骸的宴饮方式——“诸阮皆能饮酒，不复常用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石崇是当时的大富豪，权势非常大，经常与同僚斗富，而宴饮也是炫富的好场所——“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表面上看他是残忍，实际上却是对权势和力量的释放，是一种贵族特权阶层特有的病态虚荣心。
酗酒对士族精神意志的
酗酒不仅造成了粮食的浪费，还让这些特权阶层的财富无法流向国家需要的地方，比如赈灾、比如公共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发放，让私人财富滥用到变态的程度，而国库空虚则一日甚于一日。
而且由于士族在朝廷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官位，终于沉迷酒精中浑浑噩噩，也无法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社会财富和精神价值，会导致国家的迅速衰落。
更重要的是，整个士族阶层如同被精神，没有半天阳刚之气，颓废、低迷，脂粉气，在两晋的官员中因为饮酒怠政的人比比皆是，更可笑的是士族阶层选择要任职的地方，竟然以酒作为判断标准。张季鹰被称为“江东步兵”，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阮籍请求担任步兵校尉的职务，仅仅因为步兵厨房里存了几百斛酒，真是何其荒唐！而阮籍这般学富五车的人，竟因贪恋杯中之物，导致他的才华无常发挥，这也是社会无形的精神损失。
而士族从此变得弱不禁风，内心十分羸弱，一旦遇到少许挫折，便寄情于酒。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阮籍不满当朝统治，别人问起他，答曰：“阮籍胸中有块垒，故需酒浇之”。这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潮流。
斗富——群体炫耀性消费，畸形社会下的产物
如果说饮酒还是一种贵族阶层的文化，斗富则是虚荣心的体现，揭下之后一块遮羞布。
斗富是畸形社会下的畸形虚荣心的呈现，他们在饮食、住房和奢侈品方面的过度消费，导致社会财富流向不健康的奢侈性消费，快速消耗着民脂民膏。
富人阶级是很会吃的，在饮食方面，务必追求精美、昂贵和新奇，西晋士族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蒸饼上不诉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其子何劲更有过之，“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日:‘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可见，其之厨膳亦远胜御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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