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法制社会将会乱了套。三国时期虽然混乱，但律法还是齐全的，《魏律》是三国时魏国的法律。魏明帝时下诏改定刑制，命、刘劭等人参酌汉律制订《新律》。
早在东汉末年，曹操就明确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法律思想，强调在东汉末年那种天下大乱的局势下，必须实行“法治”。在他实际掌控汉献帝z权期间，尽管“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将汉律的量刑标准减半适用，制定了《甲子科》，但当时基本上仍在沿用汉律。
曹魏z权建立初期，文帝曹丕也只是颁布了一些“怨毒杀人者减死之令”，始终未能进行新的立法活动。
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汉律越来越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魏明帝曹叡即位之后，于公元229年（太和三年）命、刘劭等参考汉律，制定新的法律法令。这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共编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总计一百八十余篇。其中，《新律》最为重要，是曹魏z权的基本法典，一般通称“魏律”。

魏文帝承用秦汉旧律，明帝命、刘劭等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共一百八十余篇，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的学说解释律令。
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中央司法机关为廷尉，一般案件州郡可自行解决。
魏文帝时，曾沿用秦汉旧律，有所谓诽谤妖言罪，犯者杀，告者有赏，在实行中诬告者甚多。黄初四年，文帝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次年又补充规定：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忘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曹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沿用汉律。但汉律自萧何于汉高祖时在秦律的基础改定而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变化，显得十分庞杂与苛碎，已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
正如《晋书·刑法志》所言：”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
这说明汉律不但条目繁多，十分庞杂，而且前后矛盾，互相重复，所以在实际上应用起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太和三年，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散骑常侍刘劭，给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书官令，用之于国；军中令，用之于军。”《晋书·刑法志》认为此次定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曹魏定律，是在秦汉律由简到繁以后，我国封建刑律由繁到简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晋律和唐律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我国法律制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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