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jiaju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furniture

我国家具的产生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受文化和生产力的限制，家具都很简陋。人们席地而坐，家具均较低矮。南北朝以后，高型家具渐多。至唐代，高型家具日趋流行，席地坐与垂足坐两种生活方式交替消长。至宋代，垂足坐的高型家具普及民间，成为人民起居作息用家具的主要形式。至此，我国传统木家具的造型、结构基本定型。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传统家具在工艺、造型、结构、装饰等方面日臻成熟，至明代而大放异彩，进入一个辉煌时期，并在世界家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家具体量增大，注重雕饰而自成一格。20世纪初，因受外来家具的影响，出现了“西式中做”的新式家具。50年代后，我国家具工业迅速发展。80年代，在借鉴各国不同的家具风格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我国家具不断发掘传统技艺，并结合自己的国情民俗，逐渐形成一代新的家具风格。

1978～1980年，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山西襄汾县陶寺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公元前2500～前1900)时，从器物痕迹和彩皮辨认出随葬品中已有木制长方平盘、案俎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我国木家具。公元前21世纪，我国发明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出现了坚利的金属工具，为制造木器用具提供了条件，致使西周以后木家具逐渐增多。在《诗经》、《礼记》、《左传》的记载中，这一时期的木家具已有床、几、扆（屏风）和箱等。同时，也出现了青铜家具。从出土文物中见到的商代铜禁和饕餮蝉纹铜俎，反映出这一时期青铜家具在铸造技术以及实用、装饰方面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早期的木家具已从建筑中移植应用榫卯结构。1979年，在江西贵溪春秋晚期崖墓出土的两件木制架座残件中，发现了方形榫槽。

青铜家具在商代为整体浑铸，至春秋时期已发展为分铸、焊接、失蜡铸造、镶嵌等多种工艺。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春秋晚期多层云纹铜禁，就是采用失蜡铸造工艺制造的，造型更加精美而富有装饰性。

新石器时代，人们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于制器。商、周时期，漆饰工艺已较普遍。当时的涂料取自漆树的汁液，称为生漆，其中含有漆酚、漆酶、树胶质和水分。漆可配成多种色彩，用它作涂料既能保护器物，又起到装饰作用。东周时期留存的漆木家具较多。黄河中、下游出土的漆箱等，表面多饰以云雷、回纹、蟠螭、窃曲等图案的彩绘；江汉、江淮地区楚墓出土的座屏、几、案等漆木家具，造型优美，纹饰流畅。

战国时期，漆木家具处于发展时期，青铜家具也有很大的进步。

战国时期的漆木家具种类繁多，饰面新颖、富丽端庄。1957年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案，案边有4个可提挽的铺首，案角镶铜，案足铜制，案面髹漆彩绘与铜饰件相映生辉。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象图衣箱，黑漆作底朱纹其上，绘有北斗和青龙、白虎天文图象(图1)。信阳楚墓出土的六足漆绘围栏大木床、栅足雕花云纹漆几，以及1958年湖南常德战国墓出土的漆几等，造型淳朴，漆饰华丽，反映当时的漆饰工艺已较成熟。

木家具如几、案、床类形体较大的家具，多为框架结构，以榫卯连接。常用的榫接形式有十字搭接榫、闭口贯通榫、闭口不贯通榫、开口不贯通榫、明燕尾榫等。如信阳楚墓出土的大木床、雕花漆几、木俎等，在足与框架、足与案面、屉板木梁与边框、围栏矮柱与床框之间的连接，就采用了以上各种榫接方法，结合牢固，外形美观。几、案类家具的足底，常加一根横木，称为“柎”（“柎”通“跗”，为家具之足）。它既能支承和固定器足，又能保护器足。这些结构经历代不断改进、发展，形成我国传统家具的重要特征，并沿用至今。

战国时期，青铜家具在造型、工艺上都有很大进步。1978年河北平山白狄族故国中山王墓出土一件错金银龙凤青铜方案，以四鹿为足承一圆圈，圈上蟠绕成半球形四龙四凤，龙首上方各有一组斗拱承置案面（图2 ）。1960年云南江川滇族战国墓出土的虎牛青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主体为一立牛，四足立作案足，牛背呈椭圆状构成案面，一虎扑噬牛尾作案耳，另有小牛犊藏身母体下。立牛健壮，双角前伸，肌肉丰满，造型均衡稳重，栩栩如生（图3）。这些青铜家具工艺精湛，可称稀世珍宝。

秦汉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人们起居仍是席地跽坐(跪坐)或盘膝坐，垂足坐始见萌生尚未普及。常用家具有几、案、箱、柜、床、榻、屏风、笥（放衣服的小家具）、奁（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胡床（坐具，又称交床，绳床）等。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

（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

（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进的端倪。西汉时，由印度传入毾(榻登)。《释名》注：“榻登，施之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既在床前设榻登上床，说明床的高度有所增高。又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胡床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坐时垂足。由席地坐演进为垂足坐是家具史上一大变革。

（3）出现软垫。《西京杂记》中记述，汉时天子的玉几上冬天加有丝绵织物，大臣的木几上则加用橐（毛毡缝制的口袋）。这是最早出现的软垫。

（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除木材外，还有金属、竹、玻璃、玉石等。

除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或铜箍等外，还发展了戗金（针划填金）、堆漆（用稠厚的漆堆成花纹）等工艺。漆饰后，有的还配以鎏金铜饰件，益显华贵。此外，各种珠宝、玻璃也常作为家具的装饰材料。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铜框架漆屏风，就装有长方形浅蓝玻璃。据《西京杂记》记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案)、厠(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这些都是精美的家具。《盐铁论·散不足》称“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足见珍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檈)、长杌、橱，并有笥、簏(箱)等竹藤家具。床已明显增高，可以跂床垂足，并加了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摺多牒围屏（图4 ）。坐类家具品种的增多，反映垂足坐已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家具脚型除直脚外还有弯脚，同时又吸收了建筑台基和佛像须弥座的造型结构，创造了新的家具支撑构件，因其形似宫中巷弄之门，依形附会称为壶门结构。这种结构坚固，富有装饰性，形成六朝以至隋唐时期家具的一大特色。有的家具组装还采用了铁钉和铁质连接件。如1982年辽宁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木箱，壁板间用“S”形铁件嵌入连接，四周包铁角用铁钉钉牢，箱底与箱壁板用铁钉横穿钉固，箱外两侧装有铁提环。同时出土的还有4件鎏金铜帐角，每件帐角均有三短管作直角连接呈辐射状，可插入木杆构成方形帐架。由于家具中使用了金属紧固件、连接件和插接件，提高了家具整件刚度，简化了家具结构。

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主要有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和金银参镂带等。斑漆（现称斑纹变涂）是用几种颜色交混产生斑纹或用单色漆显出深浅不同的斑纹;绿沉漆色暗绿如物沉水中，深沉静穆。这两种涂饰反映了调漆工艺的新成就。漆画，是在红色漆面上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等，人物面部、服饰分别用色漆涂染。参镂带是用带状薄金银片，经加工雕镂成各种纹样，再镶嵌于家具上，使其装饰更加富丽堂皇。这些装饰方法在梁简文帝《书案铭》，以及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中可得到印证。

我国家具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一改六朝前家具的面貌，形成流畅柔美、雍容华贵的唐式家具风格。至五代时，家具造型崇尚简洁无华，朴实大方。这种朴素内在美取代了唐式家具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为宋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树立了典范。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

（1）家具进一步向高型发展，表现在坐类家具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通雅》记载“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六朝已有椅凳，唐代更趋流行，几、案高度皆以坐面为基准，坐具既高，桌的出现势为必然。家具高型化又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

（2）家具向成套化发展，种类增多，并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大致可分为:坐卧类，如凳、椅、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如几、案、桌等；贮藏类，如柜、箱、笥等；架具类，如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就绘描了成套家具在室内陈设、使用的情形。

唐代家具以清新活泼、雍容华贵为特征。在造型上，柔美别致；体量上，宽大舒展；结构上，许多家具仍沿用壶门结构；装饰上，常用螺钿、金银平脱、金银绘、木雕、雕漆、夹缬、蜡缬（蜡染）等装饰工艺。

唐代家具在工艺、造型、装饰等方面对日本家具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日本大阪盛产我国式家具。至江户时代，仿我国家具已在日本广为流行。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珍藏有唐代传入的金银平脱漆箱、螺钿棋案、金银绘（日本称高莳绘）八角镜箱和大量仿唐漆木家具。

常用木材有紫檀、花梨木、铁力木、黄杨木、沉香木、樟楠木、桑木、桐木、柏木、柿木等。贵重家具选用质地细致、纹理美观的木材，经过自然干燥，精工细作后再漆饰，用椋叶、砥草擦磨，使漆料填尽木材管孔，家具外观光亮滑润尤为名贵。

五代时，家具造型转向淳朴简练，许多家具构件做成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牙头。在结构上吸取了我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并渐成熟（图5）。这种结构简单、牢固、优美，成为我国家具的传统结构形式。

宋代是我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首先是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席地坐的习俗；其次是家具结构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其三是家具在室内的布置有了一定的格局。宋代家具正是在继承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宋代家具以造型淳朴纤秀、结构合理精细为主要特征。在结构上，壶门结构已被框架结构所代替；家具腿型断面多呈圆形或方形，构件之间大量采用割角榫、闭口不贯通榫等榫结合；柜、桌等较大的平面构件，常采用“攒边”的做法，即将薄心板贯以穿带嵌入四边边框中，四角用割角榫攒起来，不但可控制木材的收缩，而且还起到装饰作用。此外，宋代家具还重视外形尺寸和结构与人体的关系，工艺严谨，造型优美，使用方便。

宋代家具有开光鼓墩、交椅、高几、琴桌、炕桌、盆架、座地檠（落地灯架）、带抽屉的桌子、镜台等，各类家具还派生出不同款式。宋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称为燕几。它是一套按比例制成大小不同的几，共有3种式样7个单件，可以变化组合成25样，76种格局。燕几在世界家具史上也是最早出现的组合家具。

明代中叶（16世纪），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研究。这些都促成了明代家具的大发展。

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我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见明式家具）。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代家具的风格。

清代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苏作大体师承明式家具特点，重在凿磨，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瓷、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望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子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意头、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

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体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

自1902年始，全国各地官方或商人相继办起了许多工艺局、手工业工场。至1920年，全国木器工场和作坊以及手工艺者已遍布各地，形成了一支浩大的手工业工人队伍，家具生产出现了我国传统家具与“西式中做”的新式家具并存的局面。传统家具生产有久远的历史和广大市场，如江西赣县的彩绘皮箱、江西铅山河口镇的柳木器、上海的硬木家具、北京的雕漆家具、扬州的螺钿家具等，都在国内外市场享有一定声誉。北京雕漆屏风曾于1914年获巴拿马博览会一等奖。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传统家具价格较昂贵、加工工艺繁杂等原因，以致新式家具在各大城市中逐渐占据市场，传统家具则退居次要地位。

新式家具多仿制西方流行的款式。早期有法国路易十五式（洛可可式）、路易十六式、英国维多利亚式及德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等家具。后期又有日、美流行款式家具。这些家具用材广泛，构件加工方便，造型款式新颖，涂饰工艺简便，产品价格适宜。沿海城市是新式家具的主要产地。家具产品，除木家具外，还有金属家具、竹藤家具、塑料家具、柳条蜡杆家具及软家具等，品种日益繁多，款式日益新颖。产品结构从框架结构发展到板式结构等，从而加工工艺大为简化，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条件（见家具工业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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