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断政策是东晋和南朝为解决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即以土著为断。其旨意、方法因时而有差异。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晋廷东迁后，北方侨人日回月徙，南方流民去来纷杂。为明考课、定税收，先后于成帝咸和中、咸康七年（341）、哀帝兴宁二年（364）和安帝义熙九年（413）多次实行土断。其中后两次分别由大司马桓温和太傅刘裕主持，史称“庚戌土断”及“义熙土断”，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齐高帝建元三年（48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和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亦曾多次土断，但执行中巧伪甚多，或窃注黄籍，或却而复注，故成效甚微。

土断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此举，有利于制定统一的对民政策，缓和原住民和侨民之间的矛盾，打击豪强势力，维护统治秩序。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又调整其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

与此同时，清查隐匿漏户，把逃亡的农民和由豪强隐占的私属等人力资源清查出来，使之成为的赋役对象，这也是土断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为侧重。东晋的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

其中最著名的哀帝兴宁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诏。故名)和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刘裕(即宋武帝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都以严格执行见称。庚戌土断时，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下狱治罪；义熙土断时，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刘宋时，配合统治者集权改制和抑制豪强的现实需要，在一些法律领域对魏晋时期的律令作出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刘宋统治者对魏晋以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进行了系列整顿。

武帝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就两次整顿选举法，为配合土断的需要推行土断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进行了整顿，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

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土断结果使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从此由北人变成了南人，客观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北方流人不断南下，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串整个东晋、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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