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在开国后，为了将大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便通过科举大举选拔人才，对官员来了次大换血。为了加强中央对四方疆域，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他又设计迁都洛阳。
只可惜，隋文帝未完成迁都大业便已驾崩。好在他的儿子隋炀帝记得这事。本来迁都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是隋炀帝有些操之过急，因而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四起，生灵涂炭……

隋炀帝杨广即位当年的年底,他亲自来到洛阳,登上邙山，察看地形。他认为邙山之南、伊阙之北、涧河之东是绝好的军事要地,于是决定在此营建都城。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命尚书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为副监、宇文恺为将作大匠,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
第二年的正月，东都就建成了。正在江南巡游的隋场帝得到消息，当即从江都出发，四月便到达了东都洛阳。接着，六宫百官也迁居洛阳。此时的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人口过百万,富商数万家,城西的西苑是全国较大美的花园。
为加强南北的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大业元年（605）,隋场帝还下令开通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炀帝时,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洛阳官仓里储粮多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手工业有新的发展；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人们能造起五层楼的宏伟战舰。
可是面对这样的国情，隋炀帝却选择了滥用民力。他三次乘坐大龙舟到江都巡游,随行船只几千艘,绵延200多里。沿路州县,都必须为这支庞大的舰队供应食物。
隋炀帝还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农田荒芜,进而造成饥荒。大业七年（611）,山东长白山农民首先起义,随后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逐渐汇合成几个强大集团，最主要的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在河南瓦岗起义,攻占隋朝大粮仓兴洛仓,把粮食发给农民。之后，隋朝z权摇摇欲坠。
我们不禁要问，隋炀帝为什么要花费大量资源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呢？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在隋炀帝登基后不久，就有一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向隋炀帝进言，说："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这个术士的一番蛊惑之辞说动了隋炀帝，于是他几天后就下了迁都的诏书。
然而，隋炀帝的这一重大政治举措，果真是因为术士的一句话吗？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时，虽然隋朝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
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这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长安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做出反应时，可能叛乱已成定局。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对四方疆域，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交界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是势在必行之举。如此，隋炀帝才会在营建洛阳的诏书中称："自隋朝建立之初，便欲以河、洛之地为创业之地，先帝长久思虑挂念此事，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必完成先帝之志！"
我们回头去看隋炀帝迁都洛阳，能看到此举有利于加强中央对江南地区的掌控，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隋炀帝本人虽然有大过，但他迁都的初衷，无疑是正确且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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