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河北已经高度开发,“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再加上“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3]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就地封为幽州等三镇节度使,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彷河北中部);其后,河朔三镇逐渐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难以控制,乃“藩镇之患”的肇始。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李怀仙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杀﹐此三人相继为节度使。大历十四年,田承嗣死,其侄田悦承袭。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继。德宗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与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联兵抗命。唐朝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讨伐,李希烈反与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据许州(今河南许昌市),乱事进一步扩大。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诏罪己,河北三镇之乱才逐渐平息。此后,河北三镇自立节帅成了惯例,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河北的军事割据反映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才回到唐朝故土,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是不能随便入境的,马戴的《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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