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fushi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costume

我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到近现代，都以鲜明特色为世界所瞩目。

关于衣服的发明，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若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是人们的衣食之源。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图1)。骨针长约82mm，通体磨光，针孔窄小，针尖尖锐，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可以看作由此发端。小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上有长期佩带的磨蚀痕迹。其中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另有25件还用赤铁矿粉涂染着色，联系山顶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铁矿粉粒，或关系一种饰终仪式，还可能是在衣服上着色所用，反映出山顶洞人的某种审美感情。

为了捕猎野兽、对付战争，防避利爪、矢石的伤害，或出于伪装与威慑，原始的兽头帽、皮甲、射、胫衣之类的部件式衣着率先发明，并因此引导出一般衣服。

距今约1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因而服装形式发生了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已成为典型的衣着，饰物也日趋繁复，并对服饰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贯头衣大致用整幅织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缝成，胴身无袖，贯头而着，衣长及膝，是一种概括性或笼统化的整体服装。其具体形象，在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甘肃吴家川岩画、山东辛店文化陶器，以及新疆西北边境的岩画上，均有反映，说明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祖型。

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以及簪发椎髻用的骨、石、玉笄等。

原始社会的部落长和巫师、卜人，在某种情形下，为了象征权威与特定身份，如同《易·系辞》所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服式样必不同于普通人，或已宽博拖沓，不大合乎日常生活需要。此外在军事性活动（包括围猎）和祭祀性活动中，主持人及参加者服饰也与常不同。这些，为服饰制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商代到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兴盛时期，也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已穿色彩华美的丝绸衣服。衣料用色厚重，除使用丹砂等矿物颜料外，许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栀子、栎斗和种植的蓝草、茜草、紫草等也已用作染料，为服饰材料和纹饰提供了空前的物质条件。奴隶、平民一般穿本色麻、葛布衣或粗毛布衣。

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玉石人雕像得知，商代衣着通常为上衣下裳制，上穿交领窄袖式短衣，衣上织、绣种种花纹，领缘袖口用花边装饰，以宽带束腰，腹前垂一兽头纹样的韦鞸，下着裙裳（图2）。而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青铜人像，头上着冠，窄袖长衣，外加短袖开衩齐膝衣。结合诸多文物看，商代人可能已穿裤。商代一般男子头上戴短筒状帽箍，并一直流行了近千年；奴隶主贵族戴弯曲高冠，上面还有许多珠玉装饰，也有用许多小玉鱼编成一组加在顶发上的。男子发式，通常是编发成辫，自右向左旋盘顶一周。女子则多把长发上拢成髻，或卷发齐肩。小孩头发梳作两个杈状丫角儿，叫作丱角。平民、奴隶，有裹发作羊角状斜旋而上的，有自顶心向后垂一短辫的，也有剪发齐颈的。种种样式反映了商王朝不同阶级阶层的差异，还可能包括了当时征伐所及各部族人民的形象。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也就成为一种与之适应的冠服制度。周王朝并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我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图3):“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我国服装的基本形制，“衣裳”遂成为服装的通称。衣袖有大小，衣长出现长大宽博式样，衣领多作矩式曲折直下，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色。腹前的斧形韦鞸，用皮革涂朱作成，另有一种用丝绸绘绣花纹的叫“绂”或“赤芾”，后世统称之为“蔽膝”，成为特别身份的象征。

服装的发展沿革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材料的讲究、数量的增多、服用的普遍程度又与社会生产相适应。在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可能还是少数。到西周，各地大小邦国封君的穿衣打扮都有了种种排场。一般平民只能穿本色麻、葛布衣或粗毛布衣，穷极的只好穿草编的“牛衣”（蓑衣）。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诸侯国各自为政，一方面竞相发展生产，注重商品流通，一方面兼并弱小，掠夺土地和财富。特别是对大量技术工匠的掳掠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交流提高。各方面竞争的成就对纺织材料、服装剪裁工艺和装饰艺术，也无不发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服饰局面和推陈出新的深衣服式。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比普通绢帛的价格超出20多倍。南方吴越生产的细麻布，北方燕代生产的毛布、毡裘，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罽（细密毛织物），楚国的大花纹刺绣、通幅大花纹织锦，无不精美绝伦。同时，周代往日“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规已被突破，这就促进了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即便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

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以至“宾客满堂视钩各异”。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诗人屈原形容这种高冠“切云之崔嵬”。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南方多雨，还有通体涂漆，再用锦、绦饰面，底部有防滑齿结的漆履。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

春秋战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空气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精美服饰的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在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二是胡服。

深衣（图4）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其形制在《礼记·深衣》有详尽的记载，后世注家学者也有较多的研究。从马山楚墓出土实物观察，深衣是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故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据研究可能就是《礼记》提到的“续衽钩边”的“衽”，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所以古人称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认为是一种完善服装。

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

（1）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有木俑，袖口宽大下垂及膝，显得庄重，可能属于特定礼服类。

（2）传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二 玉佩（图5），穿曲裾衣，扬起一袖，腰身极细，垂发齐肩略上卷，大致是后来《史记》所说燕赵佳妙女子“揳鸣琴，蹑利屣，游媚公卿间”的典型装束。

（3）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有彩绘木俑，着交领斜襟（曲裾）长衣和直襟（直裾）齐足长衣，其剪裁缝纫技巧考究，凡关系到人体活动较大部位多斜向开料，既便于活动，又能显示体态的美，是深衣在春秋战国末期的一种变化形式，曾是妇女的时装，对男装也有相当影响。

至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有直领对襟的短袖“衣”，样子和现代的女式短大衣差不多，到汉代也还流行。山西长子县和河北易县出土有木俑、青铜烛奴，着上下通裁通缝、两侧开衩很高的长衣，则与深衣剪裁制度全然不同，它自成体系，应是后世沿用数千年不废“袍”服的前身。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由于中原上层人物惯于坐而论道，穿长衣视为特权，一旦弃长就短，不法古、不循礼，便成为改革大事。其衣制实与中原奴隶或其他劳动者短衣相类同，不过裤是连裆的。而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看，当时内地已有绵袴，《说文》解作“胫衣”，前面连腰，棕红绣绢裤面，锦边小口裤脚，两侧附装饰绦带，与胡服之别尤在于后面开裆。至于衣长，山西侯马出土的人形陶范表明，齐膝的织绣花衣（其领襟曲折直下、腰间系丝绦、打蝴蝶结）已从西周演变过来，一般认为这就是已受胡人影响的装束。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襞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采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统一我国后，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汉代 巩固，经济发展，我国封建社会达到成熟期。出土文物反映，这一时期的衣料又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

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登高明望四海”、“延年益寿”等通幅花纹。此外，绘花和印花织物、朱砂着色织物、超级细薄织物，在河北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处都有实物出土，不仅种类多、式样齐，纺织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汉代法律规定，农民只许穿本色麻布衣，西汉后期允许服用青、绿色。但由于商业发展，许多禁令早为商人打破，帝王穿用的精美锦绣，商人却用来被饰墙壁。《汉书》提到，被买卖的奴婢也穿镶花边的丝履，满头金珠花钗，这与椎髻、穿短衣裤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

秦初曾“兼收六国车旗服御”，所以服制大致本于战国。从陕西临潼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女坐俑等文物中，可以得出秦代服制的基本印象。军服和劳动者衣装形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男女服都是交领、右衽、衣袖窄小，衣缘及腰带多为彩织装饰，花纹精致。兵士衣长齐膝，左右两襟为对称直裾式，皆可掩玉背侧，两襟下角如燕尾，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与《礼记》叙述深衣的通用性相吻合；衣外着甲，下着裤，足穿麻履或革履（齐头方口较多见）；头髻处理繁细复杂，束髻上耸而多偏右，亦有着冠子的，应为皮弁之制。军装衣甲有骑兵、步兵和车御服用等类型。

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袑”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西汉时典型的深衣有：

（1）女衣，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实物最为精美。有直裾（直襟）和曲裾（三角斜襟式）两种(图6)，剪裁已不同于战国深衣。曲裾式下裳部分面积加大，而且与领、袖、襟缘一同作斜幅缝纫。穿上身，静立时衣面悬垂自然贴体，走动时则裙裳部分膨大如伞，不束缚脚步。这种斜领连襟合成锐角的曲裾衣，即是扬雄《方言》所说“绕衿裙”，是战国深衣的变例，成为当时妇女的一种时装，流行很广。

（2）男衣，以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的出土实物及木俑衣着较为典型。外衣领口展宽至肩部，右衽直裾，前襟下垂及地，为便于活动，后襟自膝弯以下作梯形挖缺，使两侧襟成燕尾状。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囚徒穿赭色衣。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则多是平时生活或一般人及奴仆的衣着情况。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结合观察，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

（1）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如冕冠，是古来帝王臣僚的冕服；长冠，以竹为胎骨，外用漆纱糊制，长7寸，宽3寸，形如鹊尾，故俗称“鹊尾冠”，是楚国旧有形式，西汉时被定为公乘以上官员的祭服。漆纱冠，多为武士所戴，此后到南北朝流行600余年，基本制度延续到明代不变。而一般男子则平时冠巾约发且不裹额，或只是束发加笄。至东汉，情况略有变化，矮筒状平巾帻，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平巾帻上加梁（前高后低中空如桥）的梁冠，以及平巾帻上加漆纱冠，也成为定制（图7）。

（2）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秦汉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佩饰得到发展，产生佩挂组绶的礼俗。凡有官爵的人，还得把一条长度逾丈的经编带状织物折叠起来挂在腰后，名之为“绶”。绶以颜色、长短和头绪分等级，自东汉至明代因循相袭。

魏晋南北朝时期，300余年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由于 更迭、民族交流等原因，服饰在改易中得到发展。其过程大致可分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前段，等级服饰有所变革；后段，民族服饰大为交融。

汉末以后，频仍战争使社会财力日显艰困，两汉冠服制度已难维持。以往的冠帽，这时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不一而足。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即着黄巾而被史称“黄巾起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部分文人轻蔑礼法，如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所反映的竹林七贤饰着，宽衫大袖、散发袒胸，就是对礼教束缚的突破；“褒衣博带”，成为魏晋世俗之尚。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主要表现在：

（1）传统的深衣制长衣和袍服已不大适应社会需要，而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袴褶的上衣短身大袖或小袖；下衣喇叭裤，有的在膝弯处用长带系扎，名为缚袴。这种服装源出军中，服无定色，外面还可以服裆衫(一种背心）。河南邓县学庄出土砖刻人物穿的，正是齐梁间有代表性的流行袴褶。

（2）女子衣着“上俭下丰”。髦以假发相衬，西晋作十字式大髻；东晋则做成两鬓抱面遮蔽眉额形状，缓鬓倾鬓以为盛饰；东晋末至齐、梁间改为束发上耸成双环。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图8 ）。

（3）足穿笏头履、高齿屐(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也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社会中上层和殷实之家做衣服多用丝绸，并经多种工艺处理。

（1）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最常见的是成都小团窠锦，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

（2）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有彩绫，或本色花或两色花，用于官服，有鸾衔长绶、雁衔威仪、俊鹘衔花等名目;此外还有孔雀罗、樗蒲绫、镜花绫和织造精美的辽绫等。

（3）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另外还有堆绫、贴绢法，温庭筠词“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即指此法。

（4）泥金银绘画，即用金粉、银粉画在衣裙材料上。 衣裙用绣画加工较多。

（5）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简单花纹有“鱼子缬”，只作方框形小点子，或作梅花、柿蒂、方胜、网格花纹，多属撮晕绞缬（扎染）类，相当费工。大花五彩多层蜡染、板印，色彩绚丽烂漫，亦称夹缬或撮晕锦，多对薄质纱罗加工，争奇斗胜，使衣着、披帛式样不断翻新。相对贫困的平民百姓虽然也可以用普通的素色丝绸，但麻布类织物仍然是他们主要的衣服材料。

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

随着国家的统一，隋唐朝廷都曾参照前朝旧制，改革舆服制度，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代朝服尚赤，戎服尚黄，常服杂色。唐代以柘黄颜色为很高贵，红紫、蓝绿、黑褐等而下之，白色则没有地位。男子官服，一般是头戴乌纱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衣长在膝下踝上，齐膝处设一道界线，称为横襕，略存深衣旧迹;腰系红鞓带，足登乌皮六合靴。从皇帝到官吏，样式几乎相同，差别只在于材料、颜色和皮带头的装饰。无官的地主阶级隐士、野老，则喜穿高领宽缘的直裰，表示承袭儒者宽袍大袖的深衣古制。普通百姓只能穿开衩到腰际的齐膝短衫和裤，不许用鲜明色彩。差役仆夫多带尖锥帽，穿麻练鞋，做事行路还须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间。脚上只限穿编结的线鞋或草鞋。

幞头之制出于北齐，隋唐之初逐步定型。这是一种用黑色纱罗做的软胎帽（一度用木胎），裹在发髻的后部，稍稍突起并微微前倾；帽带两条系于帽顶前部，两条垂于颈后，或长或短，式样有三五种，初尚平头小样，而后渐高。唐开元年间玄宗赐臣下“内样巾长脚罗幞头”，可知长脚式先出宫中，后垂的两条带子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旁或交叉在后，带形初如梭子，继为腰圆式，中施丝弦为骨。到五代时这两条带子平直分向两边，“软脚”变成了“硬翅”，终于形成宋代的展翅漆纱幞头，俗称乌纱帽。

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效尤，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这种始于汉代的套装，在魏晋时期裙腰日高，上衣日短，衣袖日窄；后来又走向另一极端，衣袖加阔到二三尺。隋统一后，上襦又时兴小袖，影响所及，贵族妇女内穿大袖衣，外面再披一件小袖衣，名披袄子。讲究的用金缕蹙绣，听任小袖下垂以为美，竟成一时风尚。唐代长期穿用小袖短襦和曳地长裙，但盛唐以后，贵族妇女衣着又转向阔大拖沓，衣袖竟大过4尺，长裙拖地4～5寸，不得不用法令加以限制。一般妇女穿青碧缬（印花或染花织物），着平头小花草履。

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早期高耸轻俊，后期流行用假发做义髻，便显得蓬松。女鞋一般是花鞋，有平头、高头之分，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线鞋则用彩线或麻线编结而成。鞋的名目有彩帛缦成履、吴越高头草履、重台履、金薄重台履，官服中则有高墙履等。

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这在妇女服装上有明显的反映。唐贞观至开元年间(627～741)十分流行胡服新装，戴金锦浑脱帽，着翻领小袖齐膝长袄或男式圆领衫子，穿条纹间道锦小口裤，腰系金花装饰的钿缕带，足登软底透空紧靿靴；部分发髻上耸如俊鹘展翅，脸上无例外地用黄颜色星点点额，颊边画二月牙，或在嘴角酒窝间加两小点胭脂。待到元和年间(806～820)，更发展到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八字低颦。五代后期还讲究浓眉上翘的倒晕蛾翅眉，头上满插用金、银、玉、象牙或玳瑁制成的小梳。

唐初，妇女沿袭北齐、隋代旧习，骑马出行必用一种大纱帽隐蔽全身，叫作幂，后来发展成帷帽，帽形如斗笠，周围垂网帘至颈，或空出前部，靓妆露面（图9）。至今我国南方农村妇女仍有类似的遮阳帽。盛唐以后，帷帽废除，但都市妇女还有将部分纱罗贴在前额作为装饰的，名为透额罗。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由于长期争战，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服饰的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 建立后，博士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礼图》（图10 ），奏请重新制订了服制。此后100多年间，又几度加以完善，且对民间多有禁例，“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然而由于宋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衣服之章，上下混淆”，南宋时已不可遏制。社会上层衣服算是符合常规的，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

宋初统一南方过程中，从长江流域的后蜀、南唐、吴越得到锦绣彩帛达几百万匹。为 天下，赵匡胤把2万多人的仪仗队用织绣印染的各种丝绸装扮起来，名作“绣衣卤簿”，还绘有图卷，保留下许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资料。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江浙地区每年上贡花、素罗即达数十万匹；高级丝织物还有紧丝、透背、隔织、绫、锦、绮、縠、缬、绢等。 又因五代旧制，每年照例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差吏男仆则按规定戴两翅向后上方弯曲的曲翅幞头。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

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

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劳动人民的衣着变得更短，原因是生产虽有发展，生活却益加贫困。农民和渔夫因而开始被称作“短衣汉子”。

宋代服制的兴废，多与时装的流行有关。从《清明上河图》看，上层人物多穿齐整的袍衫，长可掩足；平民大众则捋袖敞襟、系带裹腿，以便活动。许多服饰在款式，色彩及图案上反映着宋人的崇尚。女装不同于唐风而讲究瘦长，以显苗条；新式的旋袄、胡服等，新颖、大方、素雅。除官员的公服以外，民间一般服装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一般贵族和官僚妇女，衣着虽不及唐时华丽，却配色大胆，已打破唐代以青、碧、红、蓝为主色的习惯；由于清明扫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装”，以一身缟素为美。当时衣帽材料始用缬帛（印花丝绸）、销金（加入金线编织的丝织品），花纹突破了唐代对称图案，生色折枝花尤为时尚。这些服饰新风格，常常一面被百官服、命妇服引用，又一面对庶人服、商贾服禁用。南宋末年，表明社会进步的时装被称为“奇巾异服”，却又不断斗美夸丽。

宋时装大体有两类：

（1）传统服装的继承和发展。以旋袄最有代表性，流行也最广泛。其款式与唐代齐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装相近。其特色：一是直领，镶一道花边叫“领抹”，多用捻金线彩绣四季翻新花样，谓之“一年景”，绣作者皆出诸寺师姑之手，且设有专市占定东京大相国寺两廊交易；二是对襟，无纽常敞（故又称不对襟），任其露出腰腹围（尚鹅黄颜色，称腰上黄）；三是小袖，袖口及腕缩紧，不同于背子（背心）或半臂（半袖）。

（2）周邻少数民族服饰的吸收。以钓墩最有代表性。它是女子的袜裤，没有裤腰，两腿分离，与毡笠、弯头双色鞋及服装间色，都属当时契丹、女真风俗，士庶仿效，无法禁绝。朱熹曾为之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可见流行之广而盛。

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简单的，头发做成玉兰花苞式；复杂的，有飞鬟危巧的尖新式、如鸟张翼式，甚至重叠堆砌如一花塔。后一种大概是仿照当时特种牡丹花“重楼子”，用罗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后来竟高过3尺，所用角梳也大过1尺2寸。高髻险装风气日盛，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但上行下效，禁令也无济于事，必待新花样出现成风，才能转移先前的爱好。至于后妃公主的凤冠，讲究用金翠珠玉作种种花样，有的用掐丝法表现一大群仙女随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名“王母队”，等于把一台乐舞模型安放在头顶，后面还附有两个翘膀，下垂肩际，这种帽子叫等肩冠。还有盖头，是士大夫女眷出门必带之物，以巾蒙首，称幂首巾，南宋尤盛，因朱熹提倡，后人称“文公兜”；婚礼用销金盖头。

辽、西夏、金分别为我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 ，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

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 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此外，黑龙江阿城金代贵族墓出土的男女服装中，还有一种前面连腰、后面敞开的分裆裤，裤口还附有可套于脚心的环带（制式恰如现今的健美裤），前腰高及胸部、上有肩带，后附背带3对，可以结束在胸前，形制与江陵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绵袴非常相似，也许还与《汉书》提到的多带“穷袴”有关联。

当时北方民族男子发式一般髡发，即剃去顶发，余发散披或结辫下垂耳旁。有身份或交纳大量驼马财物的，才许可拢发裹巾，巾式类似唐代幞头。

辽金 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经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 ，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较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芝麻官”俗语即由此而来。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 采用。如《中兴四将图》画像中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身边家将的便服，已与金人男服无大区别。

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元代长衣通名为袍，其式样在北方男女区别并不大，但材料精粗贵贱，却差别悬殊。高级大官服多采用鲜明红彩织金锦，且沿袭金制从花朵大小定品级高低，下级办事人只许用檀褐色罗绢。平民一般禁止用龙凤纹样和金、彩，只许用暗色纻丝。至元二十二年还令“凡乐人、歌妓、卖酒的、当差的，不许穿好颜色衣”。由于禁令限制，反而促使劳动人民因地取材创造了种种不同的褐色，多达四五十种名目，后来还影响到帝王衣着破例采用褐色。

发式，汉族男性变化不多，北方的汉族女性较前简化。蒙古族男性则把顶发从额前垂下一小绺或留作桃形，余发编成大环或麻花状，垂在耳边，帝王也不例外；女性多挽发髻，贵族加戴姑姑冠（罟罟冠），高到二三尺（图11）。帝王尤喜爱各式帽，俱用精美珍贵材料做成，缀珠玉以示尊贵。

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前一代的华服变成后一代的贱服，历史上并不罕见，是改朝换代影响服饰变化的一种必然现象。

明清两代的服饰面貌有较大差异。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

明代 建立后，曾力图消除元代蒙古族服制对汉族的影响，“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但当务之急是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未能真正贯彻。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才确定了许多主要服饰。由于明代 非常重视农业，推广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

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颜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样式近似唐代圆领服而尺寸宽大，盘领右衽，两侧各多出一块，称“襬”（摆）；衣料多用纻丝或纱、罗、绢，但颜色、花纹有别。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cm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图12)。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

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帽翅长达1尺2寸；常服戴乌纱帽。入冬以后，皇帝还赐给百官毛皮暖耳，很象后世的耳套，平民不准使用；同时有披肩、围脖等御寒用品。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帔。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当时出现一种长身背心，状似士兵的罩甲，故名马甲，在青年妇女中尤为流行（图13）。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不得用大红、鸦青、黄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王朝取代朱明，即以 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薙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图14）。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炫耀财势的繁琐装饰重于艺术表现的特点。按规定，绫罗绸缎此时已不再是官僚富户的专用品。

清代一般男子服饰有所谓京样高领长衫，腰身、袖管窄小，外套短褂、坎肩（背心），头戴瓜皮小帽，手持“京八寸”小烟管，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可算是时髦打扮，北京一带尤盛。很多地主、商人就如此装束。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1662～1735)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或达1尺多，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多至十几道，有“七姐妹”、“十三太保”、“十八镶绲”诸名，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图15），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 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我国留学生也剪去辫子，改穿西装。1912年，民国 首先颁行《剪辫通令》，随后参照西洋诸国服饰制度发布《服制条例》；20年代末， 又颁《服制条例》，主要规定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

（1）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

（2）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我国建立后，百废待举，人民致力国家建设，服饰崇向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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