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志》，记载宗族谱系的著作。贞观六年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订《氏族志》，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山东氏族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的刊正提高了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压制了旧士族势力，加强了皇权。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一书，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进步因素，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关陇集团入隋后开始解体。李唐起自关中，唐初关陇集团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

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皇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

这些变化首次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门阀与世封制，结果必然趋向保守。据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门阀观与旧门阀观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门阀制度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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