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

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的制定和实施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被破坏，租庸调法则会随之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遽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征收银钱为主。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

又规定了均田制实行办法，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後还田。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力役，每年替服劳役二十日，这项制度原本在隋朝开皇二年（582年）试行，原是役期一个月，三年（583年）减为二十日，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调是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除租庸调外，人民还须负担杂徭和色役。本质上承袭了北魏的“租调”税收制度。

「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有充足的农耕的时间，不会因为长期服役在外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陆贽称许租庸调法：“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

总结来说，租庸调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确是一个利民利国的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涌现，再加上其它客观因素，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故唐不得不以两税制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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