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倭国,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
一时东京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为世界中心,“蛮夷嗟叹,谓我国为神仙。”隋炀帝对此也颇为自得。 但在阔气排场之下,则是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和人民负担的急剧加重。
万国来朝,指的是众多国家前来朝拜。“万国”表概数,形容多;“朝”意为朝贡,朝拜。
“万国来朝”之事,首见《左传》所记涂山之会;其词,则首见于《隋书·卷十五·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隋以后,唐代(包括武周)、明代等均出现过“万国来朝”的局面。
朝贡在中原王朝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域外民族对合法性的一种肯定,我国古代一些统治者也乐于造就并维护“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同时,“万国来朝”也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历代王朝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并因此饱受争议。
“万国来朝”这个词,首见于对隋炀帝统治时代的记述。隋炀帝即位后,急于要在短的时间内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他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也不惜下血本。
《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之事后继续说道:“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大业年间,通过使用“厚利”招徕,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西域传》)。
另外,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日本,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隋炀帝还常于东京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设九宾之礼,并作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
大业六年(610年),各国来使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之下的,皆是国王亲自来朝贺。于是在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荟萃于洛阳。隋炀帝还听从裴矩的建议,在洛阳盛情款待胡商,使得“蛮夷嗟叹,谓我国为神仙”。(《隋书·裴矩传》)
大业十一年(615年)春正月甲午朔,隋炀帝大宴百僚。突厥、吐谷浑、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一并遣使朝贡。”(《隋书·炀帝纪》)
然而,万国来朝的奢华排场也意味着巨大的挥霍与浪费。前述大业六年(610年)“诸蕃酋长”前来洛阳时,隋炀帝盛陈百戏,所费巨万。酋长们请求入市贸易,于是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就连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请入免费宴饮,还被欺骗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路旁的树木也被用丝绸缠起来,有胡人看到后询问:“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极尽讽刺。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万国来朝的局面尚未完全结束,隋王朝已处于危机中了。随着中原大乱,西域“朝贡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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