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自幼体弱多病，却有幸找到当时的名医孙思邈为其治病，并拜孙思邈为师，演绎了一段由医患而成师徒的传奇。

卢照邻，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人。卢照邻是一个神童，10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名满天下，年纪稍长，就任邓王府典签（负责处理文书的官员），被邓王称为“此即寡人相如（司马相如）也。”后拜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

但卢照邻的噩运却接踵而至，不久“因染风疾（疑为麻风病）去官”，回到长安，又因《长安古意》一文遭到武三思诬陷，饱受牢狱之灾。本来就患病的卢照邻在牢狱之中病情更加严重。出狱后，气息奄奄的卢照邻躺在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等待死神的降临。

光德坊官舍是鄱阳公主的邑司，鄱阳公主未出嫁就夭折了，后来她的邑司就成了的招待所。同时住在光德坊官舍里的，还有唐高宗的侍从医生孙思邈。才子卢照邻和药王孙思邈的神奇际遇因此发生。

这一年是咸亨四年（673年），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并序）》和《唐书·孙思邈传》同时记载了这件事。

卢照邻对孙思邈非常崇拜，拜其为师，将他比作道教的庄子和神医扁鹊。

卢照邻和《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用如椽巨笔，描述了孙思邈的风采，显示出巨大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让卢照邻对孙思邈深深崇拜的原因。

精于医术孙思邈和卢照邻相遇时，是唐高宗的侍从御医。在《新唐书》中，卢照邻向孙思邈询问愈疾之道，孙思邈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用自然现象类比人体疾病，深入浅出地讲解疾病产生的原因，之后得出“高医导以药石，救以金乏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的观点。《病梨树赋（并序）》也说孙思邈有“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

博学多才卢照邻认为孙思邈博古通今，精于数术，“推步甲子，度量乾坤”，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历法之学。《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魏征修“齐、梁、陈、周、隋”五家史时多次向孙思邈请教，可见其史学力深厚。

《旧唐书》记载孙思邈“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可谓其博学多才的另一注脚。

长于摄生《病梨树赋（并序）》记载了孙思邈92岁时的风采：视听不衰、神形甚茂、聪明博达。卢照邻和孙思邈谈论隋代以前的往事，孙思邈如历历在目，滔滔不绝，这些都是他精于养生之道的体现。在《新唐书》中，孙思邈向卢照邻讲授的人事、养性之道，其实也是养生之道。

文学深在《新唐书》中，孙思邈在向卢照邻讲述人事之道时，随口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以及《易经》中“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等典故，可见其熟读古代经典，文学造诣高深。

洞明世事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新唐书》中，孙思邈向卢照邻传授了处世之道。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隐逸》对孙思邈传授的处世之道进行了总结，就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这既是处世之道，也是行医养生之道，至今仍被许多智者奉为圭臬。

勤于修身在《新唐书》中，孙思邈向卢照邻传授的养性之道其实就是修身之道。一言而行之，孙思邈的修身养性之道就是自慎，自慎的精髓就是有敬畏之心，具体来说，就是要畏道、畏天、畏物、畏人、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悔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新唐书》记载孙思邈“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也可以看作其高贵品德的体现。

深受爱戴孙思邈和卢照邻会面时92岁（《旧唐书》记载为93岁），但当时的百姓就认为孙思邈已经几百岁了，到了“活神仙”的级别。《旧唐书》载其去世后：“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道教称其为“孙真人”，佛教称其为“药王菩萨”，民间亦流传有孙思邈“坐虎针龙”等一系列神话传说。孙思邈之所以被“神化”，是和其具有高超的医术、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通达的性情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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