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ili fazhan

[外文]：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人类个体出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智力的发展变化状况及其规律。它是儿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一般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智力随年龄而发生的变化；二是影响智力发展变化的因素。20世纪以来，随着智力测验的流行，探讨智力发展多以智力测验的数量化结果为指标，至于智力测验所测的智力究竟是什么，自20世纪初叶比奈－西蒙量表问世以来，就一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智力是指一种认知方面的能力，而不是情意的特性，是指一般的能力，而不是特殊能力；是指潜在的能力，而不是已获得的知识技能。

这些方面的研究通常有随年龄成长追踪的纵向研究和同时考查不同年龄阶段的横向研究，尤以前者为主。较著名的有M.P.杭齐克领导的“伯克莱指导研究”和N.贝莉领导的“伯克莱成长研究”。被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从婴儿期开始进行智力测量，一直追踪到成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智力的绝对水平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它的增长与年龄的增长不是线性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前快后慢，到一定年龄则停止增长，并随着衰老而下降。至于何时开始减慢，何时到达高原期，不同的智力量表可以得到不尽相同的结果。贝莉的一个研究资料（见图）

表明，智力测验分数约在14岁以前是直线上升的，此后开始逐渐缓慢，约在26岁左右停止增长，26～36岁间基本上保持不变，称为智力的高原期。从智力测验的角度说，测验分数不再随年龄增长的时期则为智力发展的成熟期。但是由于采用的量表不同以及测验的时代变化等因素，成熟期的年龄也往往有所不同。此外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结果也有出入。根据一些横向研究资料，通常在16～18岁后平均智龄分数不再增加（如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WAIS)的高原期则为20～34岁的年龄组，此后就逐渐下降，60岁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一些纵向研究资料则认为智力(WAIS的全量表分数)直至50～60岁尚未开始下降。一项关于纵、横研究的对照资料表明，在言语、空间、推理及数的测验上都显示纵向研究的高原期与下降期比横向研究为迟，而且下降幅度也小。纵、横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横向研究所采用的相继年龄阶段是由同时的不同年龄组构成，由于被试是不同年代出生，成长于不同世代，因而智力的发展难免受“世代变迁”因素的影响。例如，一定时期的老一辈往往比新一辈在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上较少。这样，老年组所表现的智力下降可能正是这种“世代变迁”因素的反映，而不是真实的年龄变化；而纵向研究则来自同一群个体的自然的年龄更替，因而比前者较为真实地反映年龄变化。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生物学的神经生理的生长为基础的“流体智力”随年龄下降开始得较早，一般在20～30岁的年龄阶段；而以文化知识的获得为基础的“晶体智力”则增长期较长，几乎延长到整个健康的生命时期。

按照1916年L.M.特曼早期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上使用智商(IQ)时的估计，在相隔一年左右再测验IQ的变动一般不超过5分，从而得出“IQ相对稳定”的结论(1916)。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此作了长期的追踪探索，多数认为个体的IQ并非自始至终是恒定不变的，或只有一些偶然的变动。在再测验IQ相关相当高的6～18岁期间，仍有约60％人IQ变动在15分或15分以上。

一些纵向研究证明：从婴儿期所得认知测验分数与后期IQ分数之间的相关甚微，随着年龄的增大智力测验分数与再测验（在同等的相隔年数下）的相关逐渐增大(见表)。

CFY为加利福尼亚1岁婴儿量表；CP为加利福尼亚学前期量表；S－B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W－B为韦克斯勒－拜勒沃成人智力量表。

这些资料说明，婴儿早期的智力尚不稳定，对后期智力很少或缺乏预测价值；2～6岁间智力发展渐趋稳定，靠近6 岁测验分数与后期有相当可靠的相关。这可能由于6岁左右的学前期正是言语功能充分发展的时期，而一般智力测验的项目中语言因素有着较高的负荷。

除了从群体的总趋势来分析外，还要注意到智力成长模式的多样性与个别差异。一些个案的追踪资料表明，智力的成长有以下几种模式，即①聚合式：早期智力一个高于平均值，一个低于平均值的两人，后来发展是高者下降，低者升高，至成年期二者处于同一水平；

（2）发散式：某二人早期智力起点相近，后期却分道扬镳，一高一低；

（3）交叉式：一个人从早期的高于平均值发展到后期的低于平均值，另一人则相反，形成交叉式发展。另外一些研究指出，IQ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约45％在2.5～17岁期间很少波动，约55％的人IQ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也不是无规律的。其中有两个转折点发生在6岁和10岁，那些在学前期趋于下降的儿童在靠近6岁时停止下降，有的转为上升，有的则维持在一定水平上，那些IQ向140～160高度上升的个体，通常在10岁左右就达到顶点。这两个转折点似乎与儿童文化知识的获得方式的转变（如开始入学）以及认知运算图式的转换是一致的。总之，个体IQ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动都与个体生活历程中内外因素的较大转变联系着，如家庭的变迁、健康的变化以及教育条件的较大改变等等。

遗传、环境、性别以及产序等对智力的发展都有影响。

F.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了关于天才的研究，从大量名人传记和家谱调查中得出名人家族出名人的机率较大的结论。与此相对的是关于智力落后的一些早期研究，如H.H.戈达德于1912年关于卡利卡克家族的调查，他从卡氏与一个正常女子合法婚姻所繁衍的后代和卡氏后来又与一个酒巴间的低能女人不正当关系所繁衍的后代的比较调查中得出后者智力落后和道德败坏的比例大大超过前者。早期的这些研究由于缺乏客观的准则和科学研究的严密控制，受到了批评。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较有说服力的是从人们血缘的亲疏关系来分析智力的相关程度。一个关于“不同血缘关系的亲属间的IQ相关”的综合资料表明，人们的血缘关系越密切，则IQ分数越接近。反之则越不接近。如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同卵双生子r中数为.87，一层亲关系的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包括异卵双生子)r中数为.56、.55;二层关系的为祖－孙、姨－侄r中数为.27、.34;而无血亲关系的养父母－养子女r中数为.20，一起抚养的无血缘关系的儿童r中数为.24。另外一些关于双亲－子女智力类似性的研究，说明从小就被寄养的儿童（4～14岁）的IQ与不生活在一起的养父母的教育程度却没有什么相关。这些研究都可用以证明智力发展中遗传因素的效应。

探讨遗传在智力上的效应的一个较理想的方法是两类双生子──同卵双生子(MZ)与异卵双生子(DZ)的对比研究。根据一些研究的综合资料，同卵双生子的智力一致性程度(r=.87)显著地高于异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同性别r=.63)，以及普通同胞间的智力相关(r=.53)和双亲子女的智力相关(r=.50)，这些相关上的差异可以归因于这些对偶间在遗传上的一致程度的不同。因为这里各类对偶间的环境差异程度可以被假设为基本相同。

一些比较一致的研究结果反映在下表的综合资料中：

这个资料表示：

（1）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生子无论合养或分养都比基因不完全相同的异卵双生子或同胞在智力上更相似，由此可说明遗传因子在智力上的效应；

（2）无论同卵或异卵双生子在环境差异扩大的分养条件下，对内的相关下降，这说明环境因子在智力上的效应；

（3）遗传上接近的同卵双生子即使在分开抚养条件下，对内相关也比在同一环境条件下抚养的遗传上有差别的异卵双生子大。所以两类双生子的对比研究更多地支持遗传对智力的制约作用的观点。

1972年，智力遗传论的积极支持者A.R.詹森等人从英国、美国和丹麦的四个有代表性的双生子智力相关的研究资料中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遗传对智力所起的作用占遗传和环境总的作用的80％，或者说遗传对智力的作用4倍于环境。这是从两类双生子对比研究中推导出来的所谓“遗传指数”的估计。

遗传指数或称遗传力，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群体中某一特性的总变量中归于遗传因素的变异所占比例。常用的推导公式是：

式中r为双生子对内相关系数；b嵣为双生子对内变差。

根据多数国家的两类双生子对比研究的资料，所得遗传指数有很大差别。很高的达.93，较低的只有.41。我国新近的一次有关双生子智力相关研究得到的遗传指数为.61。智力的遗传指数如此不同，说明遗传在智力上的作用大小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而是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时期、不同的测验项目(反映不同方面的能力)等而有所不同。

研究环境对智力的作用的实验范型是使环境成为独立变量，而将遗传加以控制。在人类智力研究上一般采取下述两种途径：一是前面所提到的分析同卵双生子在分养条件下（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被领养）智力分数的差异程度。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否定环境差异在智力上的效应。如一个资料表明分养的同卵双生子IQ平均差异6.6分，与那些未分养的同卵双生子的平均差异3～4分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调查说明一对同卵双生子由于分养环境的差别较大而造成智力上的悬殊。另一种途径是对同一组群的个体自身前后对照，比如一些孩子被安置到不同环境中生活一定时期，然后比较安置前后智力的变化。例如在美国艾奥瓦州的一些研究中，一些来自条件较差孤儿院IQ处于低分的孩子，后被安置到较好的机构或家庭，结果他们的IQ都有显著的提高。一个报告说平均提高IQ31.6分，另一个报告说这些儿童的IQ比其生母（平均IQ86分）提高20分。在另一项研究中，儿童随机分配在贫穷、一般、富裕3种等级的寄养家庭。结果于 4岁左右测量IQ分别为91、103、111，差别是显著的。

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作为智力的环境因素而加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所使用的程序是根据父母的教育、职业、收入、社会地位，或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将家庭加以分类，然后考查不同家庭类别的儿童的IQ差别。根据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和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两种标准化智力量表测验结果，都表明来自较高经济地位（如父职为专业人员或半专业工人）家庭的儿童得到较高的IQ分数。一般说来，专业人员和无技术的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之间IQ的差别达15分左右。不过一些研究者发现，这种经济地位与IQ间的关系在2岁之前并不显著，从2岁开始则越来越明显。其原因尚待分析，可能由于2岁前测验的项目与2岁后测验的项目在性质上有较大的不同，前者较多受生理成熟因素所制约，后者较多受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环境的概念不限于家庭或社会的经济状况，儿童的营养条件（包括胎儿期），亲子关系等都是影响智力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有一项研究是在一个不发达地区的营养不良的孕妇中进行的，其中一半给以饮食补充，另一半作为控制组只给以安慰剂，此后，在孩子3～4岁时测定智商，结果发现孕期中接受饮食补充的孩子平均IQ显著地高于控制组的孩子。

亲子关系是目前研究得较多的课题，如分析双亲的态度(如温暖、关注等)，教育水平与儿童IQ的相关。一些研究发现：从母亲那里得到较多 的婴儿，在智力上有所增进，这些资料说明儿童的IQ与母亲对儿童的相互交流的时间有一定的关系(r=.65)。有的研究表明，这种早期开始的相互作用与后期的智力测验分数有密切相关，在智力上的受益是长期的。杭齐克1967年的一项纵向研究“儿童21个月时的双亲态度与儿童18岁时的智力测验分数的相关”表明，母亲在孩子早期生活中的亲密感情与男孩18岁时的IQ有正相关，但与女孩没有什么关联。而女孩18岁时的言语分数（WAIS量表分数）则与父母之间感情是否融洽有关。

关于遗传和环境对智力发展影响的研究资料是大量的，但分歧也很大。如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儿童IQ的相关究竟是说明遗传因素的效应还是环境因素。总的说来，两方面的研究都存在同样的不足之处，即难以严格控制另一变量的干扰。根本原因在于在智力发展中遗传和环境的作用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因此，一个较完善的论点应该是：遗传与环境动态地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着智力的发展。只是这方面的研究尚多属推论假设，缺乏实验论证。如假设有3种不同潜能的基因型在3种不同环境（受抑、一般、良好）下所表现出来的IQ分数和不同的反应范围，其情形为：

（1）三种基因型随环境有利性的增加IQ分数也随之相加；

（2）在同一环境下不同基因型表现出来的IQ分数有所不同；

（3）不同的基因型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范围大小有不同。

一些研究者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的IQ多趋于上升，女孩多趋于下降。有人认为IQ的增长与某些个性特征有联系，如一个研究报告IQ升高组的儿童个性多进取心，竞争性等；下降组则多依赖性、被动等。一般认为，进取心、好胜、独立主动性、克服困难的坚韧性特别是渴望成就的动机等特性，是男性特征，而与女性特点似乎不大相关。因而，当青春发育期到来，男女性别特征表现较显著的差异时，男女在智力发展上的差异也就随之产生。

另外一些有关双亲行为与儿童智力成长模式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性别上的差异。 1岁以内受到父母抚爱的男孩表现出加速的智力成长模式，女孩则不显著；21个月与母亲关系亲密的男孩在童年期得到智力高分，但与女孩的智力分数无关联。婚姻融洽的家庭与女孩的智力高分有关联，与男孩则无关。这些微妙的性别差异究竟如何分析，尚待进一步探讨。

早期关于产序与智力关系的研究，由于样组较小而所得结果多数是模棱两可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一些研究者通过30万入伍人员的分析（包括独生到有9个孩子的家庭），发现聪明的孩子来自小的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第1胎，而且智力分数依产序下降而降低，通常是之后一胎分数较低。如果按家庭经济地位分为3组，而产序作为独立变量，那么各组的智力很高分都在第1胎，其次第2胎，依次类推。解释这个结果的论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头生或独生得到双亲的较多的关注；二是从生物学的事实出发，强调每次妊娠都会引起下一次妊娠的宫内环境的恶化。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是分析单生，双生与三生儿童的IQ差异，三者的平均IQ分别100、95.7、91.6。当然以上关于产序与智力的关系不过是一种总体的估计，所以必须考虑到少数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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