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turang gengzuo

[外文]：soil cultivation in ancient China

我国古代土壤精耕细作的传统约形成于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形成了耕－耙－耱耕作体系。唐、宋时期南方水田形成了耕－耙－耖耕作体系。许多独到的经验今日仍有借鉴作用。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主要农区在秦岭和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这一地区降雨少、雨水分布不匀，常有干旱威胁，土壤耕作上重视保墒防旱。当时通行的“畎亩法”，所谓“垄上曰亩，垄中曰畎”，即后世所称的“垄作法”，在《诗经》中已有不少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文献都把“畎亩”作为农业的代名词，如《国语·周语》中把“畎亩之人”作为农夫的代名词，《国语·晋语》把“畎亩之勤”作为牛耕的代名词，《孟子》和《庄子》把在农田中从事农耕的人称作在“畎亩之中”等，都说明当时已通行“畎亩法”。《吕氏春秋·任地》中总结的“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为人们平地势以免旱涝指出了方向。书中还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认为可以通过土壤耕作措施使土壤中的水肥等因素能达到协调。“地可使肥，亦可使棘”，关键是要措施得当，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耕作。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论及耕地的不少，但尚未见到“深耕”的提法。随着铁制农具的创制和牛耕的推行，深耕越来越受到重视。《管子·小匡》中有“深耕，均种，疾耰”，《国语·齐语》中也有“深耕而疾耰”之说。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提到“深耕易耨”，《韩非子》中则强调“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说明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已奠定基础，“深耕”一词几已变成通行语汇。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保墒防旱的耕作体系渐趋完善，形成体系。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关中地区推行“代田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上田弃亩”法的发展。它的推行，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由于大型犁铧和犁壁的广泛应用，此时又创始了“翻耕法”，耕后用“耱”来进行整地作业。汉成帝时，关中地区推行的“区田法”，也是一种抗旱增产的好方法。魏、晋、南北朝时创始了铁齿耙后，又形成了耕后有耙、耙后有耱的耕作体系，从而增强了保墒防旱的能力。北魏《齐民要术》总结了当时及前代的土壤耕作经验，提出“务遣深细，不得趁多”以及“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还根据大豆“地不求熟”的特性，首次总结了免耕播种的“佅种法”；此外并特别重视中耕除草，指出“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和“锄不厌数”等，大大丰富了精耕细作的内容。

唐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水田农业已有长足发展。唐代“江东犁”的创制，以及“碌碡”和“砺”等水田整地农具的发展，使水田耕作技术更进一步。耕后有耙，耙后有耖这种水田耕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将水田耕作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适应稻麦轮作复种的发展，元代《王祯农书》所叙述的开疄作沟、疄沟腰沟、沟沟相通、整地排水，是当时稻后种麦排水防渍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又提出“秋耕为主，春耕为辅”；在强调“犁深”的同时，特别重视“耙细”。

明清时期无论是北方旱地还是南方水田，都注意深耕细作。明代马一农《农说》提出了“九寸为深”，并指出“启原宜深，启隰宜浅”。《沈氏农书》在总结太湖地区铁搭垦耕经验时，总结了“二、三层起深”的分层深耕经验。清代《马首农言》在山西寿阳的特定条件下，总结了“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半寸”以及山田、河地等因地掌握耕地深浅的经验。《知本提纲》还提出“浅深浅”耕作法，所谓“地耕三次，初耕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明清时期随着复种轮作和间作套种的发展，翻耕耙耱和免耕播种相结合，已成为耕作改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实行双季间作稻、麦稻套种等种植制度的地方，已普遍推行翻耕与免耕结合的轮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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