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主政后，曾设立四个“铜匦”，以鼓励天下臣民直接上疏皇帝。铜匦，是一种铜制的容器，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武则天此举，主要目的是为告密之人提供方便，为其铲除异己搜集证据。在这种高压气氛下，朝野臣民迫于酷吏的严刑和女皇的，大都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即使在武周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那些以复兴李唐为己任的大臣们，也没人敢公开上疏要她还政。这种僵局，最终被一个名叫苏安恒的平民打破。在历史上，以级别上疏指责国君过失者，已是凤毛麟角；而以草根身份两次上疏请皇帝退位者，恐怕也只有唐朝的苏安恒了。

苏安恒(?—707)，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县)人，史书称他“博学，尤明《周礼》及《春秋左氏传》”。虽然是一介平民，且无任何政治背景和门阀优势，但苏安恒却有一颗拳拳忠唐之心，尤其对武则天篡位一事骨鲠在喉。由于身份限制，苏安恒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上疏；于是，铜匦成了他冒死进谏的渠道。长安元年(701)八月，苏安恒上《请复位皇太子疏》。内容主要有两点：

一，他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安泰;而皇太子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太子，自己安享天年。

二，他主张将武氏诸王全部降为公侯，任其闲居，同时要将二十多个李姓子孙全部裂土封王。

苏安恒还威胁似的说，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陛下死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全唐文》)。对此，武则天“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资治通鉴》)。次年(702)五月，苏安恒又上《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与上次相比，这份奏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苏安恒认为，武周“运祚将衰”，完全是因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而致。他讽刺武则天占据皇帝宝座，是“鸠占鹊巢”。如果继续这样，“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他劝武则天尽快将神器归还李家，否则“物极则反，器满则倾”(《全唐文》)。武则天既“不纳”，也“不之罪”(《资治通鉴》)。

苏安恒两次上书的目的很明确，即女皇禅位，恢复李唐。这两份奏疏，无异于两次晴天霹雳，使朝野震动。虽然苏安恒身份微贱，但大臣和史官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声。毕竟，苏安恒上疏所言之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同时也代表了多数人的观点，反映了朝野中拥护李姓宗室复位的共同心声。《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等多部史籍，都记载了他的事迹或收录了他的奏疏，可见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之大。

若在以前，依武则天杀伐决断的一贯作风，苏安恒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掉光了。但民心不可违，加上武则天年近八旬，体弱多病，对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些，所以也只好视而不见了。武则天虽然很有才干，颇有政绩，但这些优点却始终不能抚平李唐臣民的忿忿不平之心。人心不附，精力衰退，武周出现滑坡是必然的。对于苏安恒的批评和讽刺，武则天一次给予安抚，一次干脆冷处理，反映了女皇晚年对于退位、复唐趋势的某种认同。

然而，权力对于武则天来说，有着难以割舍的亲和力，何况她曾为之奋斗了几十年。武则天抱定“人在权在”，即使将“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也不肯把权力交给太子。苏安恒见两次上疏无法让女皇就范，便把矛头指向了张氏兄弟。长安三年(703)九月，苏安恒借张氏兄弟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一事，又上《理魏元忠疏》伸张正义，说他们“豺狼其心”，结果“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资治通鉴》)，多亏众人搭救才逃过此劫。

苏安恒的上疏，虽然没能取得实质效果，但其无畏之举，却将李唐旧臣从沉默中激活。之后，要求武则天退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不久，苏安恒被提拔为习艺馆内教。神龙三年(707)十月，苏安恒不幸被牵连进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一案，冤死狱中。唐睿宗即位后，以其“鲠直成操”，追赠为谏议大夫。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两次孤身请当朝皇帝退位，苏安恒堪称我国历史上牛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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