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太宗留给李治的大唐江山的守护神，理由即为李治年少柔弱，恐难以维系太平盛世的辉煌。可是，再小的鸭子也会嚷嚷，再弱的病猫也会抓人。长孙无忌坏就坏在太在乎大唐江山永固，太贪恋权力富贵，一旦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当朝太尉、首席宰相的光环一闪，就完全把好哥们(太宗皇帝)和好妹妹(文德皇后)的警示和贞观一朝的矜持厚重抛到了九霄云外。

【天子李治的政治突围】

永徽四年房遗爱谋反案落定之后，长孙无忌的权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宰相班子中除了李世勣之外，其余六人全部为长孙党成员。而李世勣本为太宗托孤重臣之一，曾于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弥留之际被太宗以帝王术的手腕贬于外地，后高宗一登基即擢升为尚书左仆射，成为宰相班子成员。但

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老油条于永徽元年主动辞去尚书左仆射的宰相之位，只保留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开府仪同三司”荣誉衔。不过，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的代名词，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较高决策的。也正是李世勣的急流勇退，为皇帝扳倒长孙无忌保留了一颗致命的棋子。

或许长孙无忌对房遗爱谋反案的打击面过大、手段过狠，导致了天子李治的危机感加重。从永徽四年开始，天子逐步走上了政治突围的道路。于是，天子擢升李世勣为司空，并命人重新绘制凌烟阁李世勣的画像，亲自提笔作序，加重其身份。天子试图夺权的态度已经明朗，在后宫，宠幸政治超女武昭仪，疏远王皇后。

终于，皇后母舅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即将失宠，便辞去了中书令之职，李治当即降其为吏部尚书。在朝堂，天子继续埋怨朝臣不进谏，尽失贞观遗风，试探朝臣的态度。

在后宫，武昭仪与李治这对政治搭档密切配合，展开夺权之路。永徽六年，继“女孩猝死案”，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接着，天子又打破贵、淑、德、贤四名一品妃的惯例，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进封其位。但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与天子面折廷争，顶回了皇帝的旨意。

【朝廷的市场经济学】

天子和武昭仪的失败，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市场经济有一条重要的依据——有需求就有供给，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而此时，朝廷早有一批政治敏锐的官员觉察到了天子的政治需求，已在待价而沽了——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其中李义府、许敬宗均为成名甚早但时运不济之人，封阁拜相的机会也许就只有这一次。时不我待，他们即刻加入了天子武媚政营，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最伟大的事业——拥立武媚封后。

随着势力集团的逐步强大，天子召集几个宰相商议武媚封后事件。“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毫无疑问，遭到了宰相们的激烈反对。天子用赖皮战术三番五次的折腾此事，结果褚遂良毫无顾忌地捅破了天窗——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岂可蔽也？并表现过激，以头触柱，血染丹墀。

之后，李世勣华丽地入宫面圣了，并声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许敬宗代表皇帝去劝长孙无忌改变立场被拒后，在朝中放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这这段著名的“换妻理论”，成就了李治的舆论场。

九月，褚遂良被免去右仆射，贬为潭州都督。

【长孙无忌谋反案】

显庆二年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接着，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y党正式发难。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至此，长孙y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在上书天子后，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许敬宗和辛茂将会审一个案子，查出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裁，结果自裁未遂。

于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裁，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裁。

”(《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叛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裁。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

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裁未遂，情急之下发动叛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李治半晌无语，之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较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之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

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

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

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

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之后的铁证如山。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之后一面。

可是他甚至连舅父的之后一面也不想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显庆四年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面对袁公瑜，一代权臣长孙无忌只能用一条白绢，结束了贞观和永徽时代的辉煌。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结论】

1 自古权臣寡善终。

2 帝王的觉醒是要流血的，相权若不能代皇权而立，名即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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