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1912年），旧桂系首领广西都督陆荣廷默认从桂林迁移到南宁。此次的省转移之争，桂、延两地的地方实力派介入，同盟会和立宪派的新旧势力展开争夺。
一：旧桂系陆荣廷南宁人，乡土感情的影响
桂林是广西传统政治的中心，也是守旧派势力的巢穴，所以新派议员提倡省南宁的迁移，“为了摆脱旧政治势力的影响”。旧桂系陆荣廷是南宁武鸣人，当时作为广西的较高统治者，其决定的动摇对省转移的成很重要，对乡土感情自然有影响。

二：改土回归后，桂林作为省会的战略意义不明。
清代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前“视同化外”的土司地区大部分已经由中央任免的流官管辖，汉族移民大量移居土司地区，开发地方经济，促进了民族融合。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弱化了。
清代广西近一半的土司地区被改流，在改流前留下了“广西土府、州、县、遂心23766、寨等司五十余人”，改流后留下了“土州二十六、土县四、长官司三”。特别是经康、雍、干三朝改土回流后，广西土司势力已经不振了。
清末的南宁也不像以前那样深入“蛮疆”，其周边民族地区经过了长期的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叛乱已经不是省会建立的威胁。省会桂林也正在失去防御“瑶壮之祸”的军事机能。随着西南边防任务日益繁重，桂林作为省会的战略意义不明。
三：中法战争后，南宁的战略意义得到了提高。
1885年中法战争后，邻国越南完全陷入法国的统治之下，西南门户敞开，边境危机加剧，与越南接壤的边疆省广西面临法国的侵略。
战后法国侵略了法国领土印度**，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前哨基地，积极扩大了势力范围。面对日益严重的西南边防压力，桂林战略地位的弱化和南宁战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桂林离中原很近，但离桂西南边疆很远。当时，我国和法国的纷争热点就如龙州、镇南关、钦州一样。因此，从桂林调兵，支援物资支援前线需要时间和劳力，南宁利用方便的西江航运，可以追溯到延江、左江上界，减少途中的损失。
民国刚刚建成，边患并不是因为国内z权的交替而减轻的，边防依然很重，当时在广西陆军的两个主力师团中以谭浩明为师长第二师团常驻龙州，充分看到了边防力量的雄伟。因此，省会转移到南宁，可以运用区域行政中心的地缘优势，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建设西南边疆，巩固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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