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神册元年（916）三月辽太祖仿中原王朝制度立耶律倍为皇太子，作为契丹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耶律倍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其“性好读书”，曾“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
《辽史》称耶律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而且善画，“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阴符经》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后收入《道藏》。从耶律倍通阴阳、精医药以及将道教经典翻译为契丹文来看，耶律倍不仅了解中原道教思想，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道学修为。将道教经典译成契丹文，则推动了道教思想在契丹贵族中的传播。
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是一位兼习佛道二教的契丹皇帝，《契丹国志》称圣宗皇帝“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律吕音声，特所精徹”。在其统治期间，佛教跟道教在辽朝社会的传播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统和四年（986）辽圣宗决定南征，十月“乙卯，幸南京”，为了巩固后方广布施恩，“壬戌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可见道教在传统居住地南京地区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圣宗对释道二教重视态度。
在辽圣宗统治时期，契丹统治区域内五京及州县应多有道观修建。其中，中京的通天观就是一所著名的道观。据《辽史》记载，辽圣宗于太平元年（1021）十月“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接连两日巡幸通天观，说明辽圣宗对于道教是持崇奉态度的。
太平五年（1025）五月有以“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的诏命，此时正值圣宗皇帝夏捺钵驻扎永安山之际，给予道士官职说明圣宗皇帝对道教及道士的推崇，同时也说明圣宗四时捺钵之时行宫中仍有道士随侍左右。
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对道教也比较重视，一些受到兴宗宠幸的道士，后来都被授予了官爵。这些人都曾经在兴宗微服私访时，和兴宗有过接触，后来这些人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
除此，兴宗还“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取乐。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契丹辽朝承平日久，统治集团出现追求奢靡的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兴宗对道教及道士的支持态度。
而兴宗皇后的父亲对此提出异议的理由仅仅是“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并未出现对后妃易衣为女道士的，也可说明至少在兴宗时期，道教已经渗透到了契丹贵族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务。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阴阳五行学说是东汉末年道教术数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经过道教术数的改造形成风水学说。从唐代开始道教风水术就十分盛行，与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辽朝时期随着道教在契丹本土地区的传播，其思想也渗透到了契丹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道教的风水术影响最为深刻。
辽代的墓葬选址大多遵循道家的风水学说，且墓室内的布局也大致如此。五行家们照着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5种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道教兴起后，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道教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死亡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契丹人也不例外。而在契丹人的丧葬习俗中有着明显的道教的痕迹，就足以看出道教影响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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