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逐渐确定下来。

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
贡赋之外，部民还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
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渌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农户赋役
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
《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曾献在草原安置之策，并被采纳。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
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幽蓟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从幽蓟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辽朝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为均平赋役，也常括田、括户。
田赋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免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迁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渤海人，他们依据身分、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土的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向国家缴纳田赋，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辽朝农民缴纳田赋的数目虽不可考，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判断，当比宋朝农民负担为轻。他说：“契丹人每冬季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索取，县吏动遭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
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负担的记录也颇可信。
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于招徕、安抚，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无大批南逃的事实中也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实行专卖。为此，上京置有盐铁司、都商税院；中京置度支使司；东京置户部使司、转运使和曲院；南京有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则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
辽圣宗统和年间，诸道各州县置义仓，令民岁出粟入仓积储。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民。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因人因事随时而定。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
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
如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

属国和属部赋役
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
初期，东丹岁供布15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1万张、青鼠皮2.5万张。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腊、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隶。乌隈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此外，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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