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也效仿元朝，发行纸币。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大明宝钞由隶属于中书省的宝钞提举司负责印制。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宝钞提举司改归户部主管。
大明在初创之时就开始铸造铜钱，名为洪武通宝，分为一钱（十文）、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十钱即一百文）等五种。从秦始皇开创铜本位货币制度开始，一直到宋元，铜钱一直是我国的主流货币。洪武八年，明朝发行纸币大明宝钞之后，署洪武年号，又给纸币分别定下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面值。明朝硬性规定了宝钞和金属货币的比值：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
发行纸币并规定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比值，这无疑是一种官方性的抢劫。更为的是，明朝还规定，民间可以拿金银去跟换取宝钞，但不用金银跟人民兑换宝钞。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朱元璋更是想用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取代原来的铜钱，成为市场的主货币。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下旨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宝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
不过，朱元璋这种企图以政治权力左右市场的想法最终并没有成，民间交易依然以铜钱为主。大明宝钞大概在发行后不久，就无法维持它与金银，以及它与铜钱之间的官定比价，也无法维持它在市场上的稳定的购买力。事实上，这种没有硬通货作为后盾的纸币很快开始贬值。
在市场面前，朱元璋也得服软。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大明宝钞发行还不到十年，朱元璋就下令停止印造，表面上的理由是“国用既充欲纾匠力”，实际的原因则是宝钞不断贬值。为了稳定宝钞的市场信心，明朝曾经于洪武九年二月规定部分官俸发给大明宝钞，每米一石准宝钞一贯；到洪武十八年十一月时改为“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从这个数据的变化，不难看出宝钞的价格在不到十年内下跌到原来的40%。
洪武二十三年的时候，在两浙地方民间交易中，宝钞一贯兑换铜钱二百五十文，宝钞的价格更进一步下跌到原来的25%。朱元璋暂时停止印制宝钞，但是宝钞跌价的趋势还是无法遏止。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禁止在交易中用铜钱，再次企图用权力左右金融市场。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下令追收民间积欠租赋，诏令中提到：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止滞，公私病之。
民间用金银交易，拒绝宝钞，只能说明宝钞没有信用。洪武晚年，大明宝钞被市场抛弃已是定局。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基本对货币市场采取放任政策，并未打算强制恢复宝钞流通。
朱棣夺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由宝钞提举司重新印发新宝钞，改署永乐年号。朱棣标榜自己尊重父亲，沿用洪武年号，新的宝钞还叫洪武宝钞。朱棣企图用高压手段恢复宝钞的流通。永乐元年四月，明朝下令禁止金银交易，一度甚至规定，用金银交易者，处以。永乐二年一月，朱棣下诏今后犯金银交易之罪者，免死，改为流放边卫。
永乐二年七月，有鉴于宝钞价格下跌的问题，在督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的建议之下，朝廷决定实行户口食盐法，依户口配给食盐，收取盐税。办法是令大口月食一斤者，纳钞一贯，小口半斤，纳钞五百文，藉以增加宝钞的回收量。永乐五年，朝廷下令田赋中夏税的税收，各种商税，以及贪赃的罚款，都可以折收宝钞。该命令规定以时价折收，而米每石折收三十贯，宝钞的价格等于洪武九年定价的三十分之一。
努力回收宝钞，其实目的就是稳定宝钞的价值，但是市场依然不买账。无奈之下，永乐十九年四月，朝廷下旨暂停宝钞印发。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朱棣驾崩。继位的明仁宗采纳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让商人向缴纳宝钞，换取食盐去贩卖，施行所谓的以钞中盐的办法。从仁宗洪熙朝，到宣宗宣德朝，再到英宗正统时代，明朝的宝钞政策是一方面继续加强回收，另一方面逐渐迁就市场现实，减少干预民间交易的其他支付手段。
尽管在文本意义上，明朝不断强调交易中禁止用金银，但是又允许民间使用谷物纺织品等作为交易手段。再后来，金银使用禁令渐渐淡化，对民间交易使用金银渐渐不管，最终的税收也逐渐舍弃宝钞，改收白银。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之后，大明宝钞完全退出流通市场，民间交易仍以铜钱，甚至金银为主要交易手段。大明宝钞较后只在某些特殊的典礼上使用，成为纯粹象征意义的东西，完全不具备金融职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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