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我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我国朝贡，而是我国向世界朝贡。
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我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我国国情可谓驾轻就熟。
以外人的眼光看我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我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我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我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我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我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我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我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我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我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
他说得一点不错，我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我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我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我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我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他批评我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我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我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我国札记》所说，“我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认为，我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我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我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文明夕照的较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我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我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我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我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我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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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不征之国政策内容和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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