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盛世王朝,当时经济发达,文化蓬勃向上,对外交流频繁,一片欣欣向荣。长安作为都城那更是不得了,长安长期居住者各国居民,由以日本为主。遣唐使频频来访,对日本文化也产生深远影响。
长安并非一座普通的都城,作为唐的国都,长安城的营造思想与我国人的宇宙观密切结合,蕴含着深厚的王权思想和华夷意识。这种情况下,肩负外交使命的遣唐使对象征唐朝王权的长安的表述,不能不说是相当谨慎的。虽然他们在长安见证了当时东亚中心的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也吸收了长安文人自夸国都的诗歌形式和内容,但他们接受的态度却是将夸耀的对象更换为日本的都城,奈良官僚文人藤原宇合的诗文就是较好的例证。
换言之,长安作为遣唐使憧憬、向往的圣地,是大量遣唐使文人居住、学习、交游过的异国都城,却没有成为奈良、平安文人赞颂的对象,首先就在于都城是表现“中华思想”和“华夷秩序”的舞台这一观念为东亚各国所共有。
日本民族意识的确立,是在唐朝华夷思想体系之内完成的。早在八世纪初,日本自视为唐的诸蕃国之一这种事唐为大、尊唐为上的事大主义立场,作为一种传统开始出现。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不久,从唐归国的遣隋留学生们,归朝报告中如此上奏:“其大唐国者法式备之珍国也,常须达。”正是这一报告奠定了日本对唐外交的基调,这也是日本对唐尊崇、事大态度生成的根基。
长安作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对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都城空间、文化习俗、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单就日本古代文学而言,其发轫的机缘,无疑与遣唐使在长安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长安作为一种古典都城的典范,以遣唐使为媒介在源头上与日本文学发生了复杂而生动的联系。长安又始终是日本文人最熟悉的异域都城,成为日本早期海外题材文学的重要舞台。长安与日本文学凡此种种的关联,留给我们许多重大且亟须思索的课题。
古代日本人对长安的表述,与日本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生成密切相关,同时又无法脱离古代东亚政治变动及华夷思想体系变迁的影响。日本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其“想象的共同体”开始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虽然是在近现代意义上讨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古代日本同样适用,即“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进行的,而且其想象的过程也并不缺乏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古代日本贵族群体通过阅读我国文献典籍,思考日本的国魂、国体,乃至利用汉文编纂日本的国史。
可以说,古代日本的自我认识与审视来自对我国的观察和接受,贵族文人们争相学习汉诗以显示学识修养,并大量模仿我国诗歌来歌颂日本都城。这正如中西进通过考察《万叶集》和歌与藤原京、平城京的关系,指出“万叶歌人对于日本自国都城的夸耀,与日本大化革新后上扬的国家意识不可分离”一样,古代东亚各国都城的营造思想中,都蕴含着浓厚的王权思想,文人对国都的自夸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学活动,而是出于一种政治的、外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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