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时候，太医院作为专门的医疗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负责为宫廷治病，还会参加一些民间治疗工作。
嘉靖三十九年，京城附近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涌入京城，朝廷下旨赈济灾民，对有病无处治疗的灾民，让太医院负责送药治病。对于太医院来说，选拔人才，补充医官，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太医院的医官来源，主要是由朝廷在各地培养的医生中选拔的。这些医生，在明朝前期时，主要是以医药世家的子弟为主。明朝中期开始，那些不是医药世家，但精通医术的人，也会被列入选拔范围内。
礼部会通过考试，判断医生的本事，那些拔尖的人才，就会被选入御医院。整个过程非常严格，能通过的人非常少。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曾征召近百位名医到京城参加选拔，结果只有七个人能被选入太医院。
这么严格的选拔，当然跟太医院的工作有关。明朝时，太医院的官职分为院使、院判、御医、吏目等医官职位。医官们本事的高明与否，直接关系到皇帝的人身安全。所以，明朝时，御医就成了皇帝的重点关注对象。如果御医表现不错，就可能得到额外提拔。
这种情况在明朝中期尤为明显。特别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当时，明朝开始大量出现皇帝不经吏部，也不与中枢部院大臣商议，便直接下旨，选拔某位官员上任的情况。
因为是皇帝直接任命，所以这种绕过以往选拔程序的官员，被称为“传奉官”。皇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提拔医官，让他们担任御医，乃至更高的院判、院使的职位。
成化二十三年，皇帝下旨，将医官钱宗甫、吴绶、王槃、方叔和、张序，医士蒋宗儒、何凤春、朱佐、杨汝和九人，同时提拔为御医。这种做法，就破坏了原本太医院最初的编制。按照明朝初年规定，太医院中，御医人数仅有十人。明朝中期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的做法，很大程度造成冗官的情况发生。
而且，皇帝为了特殊关照医官，还会让他们兼任一些其他职位，如授予通政司、礼部的职位。获得这种后，医官虽然不掌握实际权力，仍以处理太医院事务为主，但是，医官们已经可以凭此获得超过自己官阶品级的待遇和地位。
当然，医官们要获得这些特殊提拔的待遇，自然要向皇帝证明自己的医术高超。如果没有办法拿出让皇帝满意的真本事，也很难获得特殊的升迁。但是，皇帝这种选拔官员的方式，很快遭到文官的反对。
从道义上来说，皇帝将官爵视为自己的私人物品，不经过正常程序，自然有极大的弊端。从利益上来说，文官选拔基本都要经过科举考核，以及严格的程序。如果现在皇帝不经程序，随意提拔官员，对于文官而言，便是一种利益侵害。
文官们开始极力反对。他们不断上奏折，对皇帝进行劝谏。明孝宗即位初期，下旨革去医官所兼任的四品以上官职，又将多余的院判、院使降为御医。后来又下旨，皇帝不再直接任命官员，要杜绝传奉官。
可是，在过去对皇帝权力无法真正限制的情况下，这道旨意，根本没有办法真正执行下去。所以，这段时间内，很多医官仍可以通过皇帝的特殊提拔，成为御医。
到了明武宗，嘉靖继位后，虽然官员的选拔，基本不再由皇帝直接任命，但一些医官，还是会得到皇帝的特旨提拔。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皇帝在宫中险些被宫女勒死，当时得到医官许绅的治疗，大有好转。所以，嘉靖皇帝提拔许绅为礼部尚书。所以，皇帝的特殊提拔，在明朝一直存在。
不过，文官并非毫无作为，在长期的拉锯战中，文官不仅迫使皇帝放弃任命“传奉官”的做法，也让医官的选拔，变得更为规范、严格。
明朝中期开始，吏部按照对文官的考核方式，对太医院医官进行考核。具体而言，就是御史、给事中，会同院使、院判一同考察，给出结果。
御医也以自身能力，分为一等御医和二等御医。后来进一步规范，让都察院专门负责，对御医、吏目进行考察，分为优等、次等、下等。评为优等，可以等候空缺，将来得以升任。次等原职待命，下等直接回家。所以，御医以下的医官，只有评为优等，才能得到提拔的机会。
如果出现医疗事故，御医们也要承担相应责任。轻则罢官，重则流放处死。明孝宗驾崩后，为他治病的御医大多受到严惩，其中还有几个御医被处死。前文提到被破格提拔的方叔和，就在这次罢官回家的行列。
总结而言，明朝的时候，想要被提拔为御医，有真正的医术本事才是最牢固的靠山。而提拔的方式，除了被皇帝赏识，破格直接提拔外，在考核中被评为优等，也能得到升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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