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朱祁钰的皇位,当初是孙太后诏书所立,并非直接传自其父明宣宗,这就意味着孙太后同样也可以否定他的皇位合法性。换言之,这场得到孙太后背书的夺门之变,按封建君臣法统而论,是“合法”的。
于谦同样已发现夺门y党的串联端倪,他的儿子于冕听闻石亨南宫图谋,急告于谦处断。以于谦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军政的权柄,若想要登高一呼,扑灭石亨等人作乱本是轻而易举。
但在皇帝朱祁钰奄奄一息时,被隔绝在宫门之外的于谦,并不能真正师出有名,去制止皇太后和太上皇的行动。
皇权斗争从来落子无悔。孙太后不论从前如何支持于谦,叛变后也并不想置于谦于死地,但她及其家族已经选边站了明英宗和石亨这一方,于谦若想要阻止夺门之变,就只有囚禁并罢黜皇太后,否定其合法性这一条路。
然后在皇帝命在旦夕的情况下,迅速又面临一个直接问题,继位者当选谁?
如果于谦强行罢黜太后和上皇,并宣布他们是谋逆作乱,则朱祁镇这个谋逆罪人或应赐死,或废为庶人;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的所有朱祁镇子孙,都同样将作为罪人之子。
而明宣宗朱瞻基只生了朱祁镇和朱祁钰这两个儿子。朱祁钰又已然不治垂死,因此也意味着明宣宗朱瞻基一脉将失去皇位继承权。所以新皇帝人选就只能迎立其他藩王。
而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国势动荡,甚至会有藩王效仿当年的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讨伐,从此各方军阀割据,天下由此大乱的危险。
即使于谦不公开宣布孙太后和朱祁镇母子是谋逆,只是将他们禁锢起来,剥夺权力,不论再选朱见深或是其他哪个皇侄(还都是朱祁镇生的)继位。那么从明代宗、孙太后、朱见深、甚至大明朱氏皇族任何人的立场角度去看,这样的于谦不是曹操也是曹操,不是董卓也是董卓了。君臣势难两安。
就算是明代宗朱祁钰,对于谦还不一样是既信之用之,也防之惧之,才会不顾于谦反对,一直重用与于谦势同水火的石亨等人,以牵制于谦的权势,终于酿成祸变。
病重的朱祁钰听闻变起,头一反应是“于谦耶”,生怕于谦要学王莽司马懿,夺大明江山;等听说是朱祁镇叛变复位,方长舒一口气“哥哥做,好!好!”
宁可自己身死位废,也不愿从此成为大明王朝末代国君、朱氏皇族千古罪人。
为了给于谦治病,以帝皇之尊亲自伐木取药引的朱祁钰,尚且内心深处对于谦如此忌惮,何况是朱氏皇族任何其他人来做这个新皇帝?
各地藩王依照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也有充足的理由来起兵讨伐于谦这个新出炉的大明朝版“董卓”。那位德高望重、数十年都是天下之望,两次(土木堡之变后、夺门之变前)被许多人当做皇位继承人选的皇叔襄王,只需他揭竿而起,便是四方响应之势。
于谦一向孤高崖岸,不是曹操,不是司马懿,在朝中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党,或说只忠于他自己的政治实力,所以在师出无名时,他很难迅速击平四方,稳定这样的乱局。
然后呢,八王之乱,天下分崩离析,蒙古伺机入侵,百姓受苦,苍生涂炭,也不见得就是危言耸听。彼时天下人又将会怎么看这样的于谦?后世史学家又会如何评价这样的于谦?
于谦面临的难题就在这里,如此局面,已经不是明朝体制内合法的政治手段能解决的。只有下了改朝换代决心的枭雄,换句话说得是后周大将赵匡胤这样的人物,才能以天下苍生做棋局,以百官兵将为棋子,不顾皇室切齿、天下纷乱,定要死中求活,或许能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一条活路来。
当此之境,若是枭雄人物必做是举。可于谦会是能是这样的人么?真这么做,他也就不是当年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后世留下“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典故,大公无私,为国忘身的于谦了。
夺门当日,石亨等人发动太快,真正留给于谦决断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晚。若想要让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选,前太子、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登上皇位,就势必投鼠忌器,难以阻止他生父明英宗朱祁镇的叛变之举。何况就最终就算能平息乱局,也未必就比明英宗数年执政后、宪宗即位再来昭雪、拨乱反正的真实史实结果更好。
所以于谦才会呵斥来报讯的儿子于冕,莫管此事,却可不是因为他对任何人的“愚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于冕)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日: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为了大明王朝,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太平,不起纷争动荡,于谦才在“夺门之变”当夜,听任明英宗复辟叛变,按兵不动,宁可牺牲自己性命。所谓“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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