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这两句诗让我们依稀看到东晋王谢家族冠盖簪缨的盛况，而诗中的“王”正是东晋权臣王敦所在的琅琊王氏。王敦作为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在东晋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其后来能够接连发动两次叛乱的根基。然而这两次叛乱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结局，第一次成将晋元帝幽禁，第二次却兵败身死，继而遭到剖棺戮尸。那么造成王敦两次兵变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国后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曹魏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晋灭孙吴，中华大地迎来了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短暂统一。然而不久之后，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元气大伤。再加上魏晋两朝采取的不合理的民族政策，直接造成此后五胡的局面，西晋于“永嘉之变”后灭亡。公元317年，西晋皇族司马睿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由于此时司马皇族完全依靠门阀士族才得以保全性命，所以这一时期形成了典型的皇帝与士族共分天下的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正是由此而来。尽管琅琊王氏扶植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登基为帝，双方表面看来亲密无间，但实际上却是各取所需，尤其在外部威胁消除之后，内部的权力争夺更为激烈。司马睿的皇位坐稳不久，就试图敲打王氏并收回失去的权力，因此他启用寒门刘隗、刁协之类以打击王氏士族、重振君权。可惜的是王敦重权在握，同样不愿意束手就擒。
在这种情况下，王敦以清君侧之名兴兵逼宫，囚禁皇帝，王敦之权柄较以前更重了。也许是利令智昏，首叛成的王敦开始得陇望蜀，首次叛乱还未过去多久，王敦的第二次叛乱便提上日程。公元324年，王敦再次起兵作乱，进攻晋都建康，而这次他的好运气用光了，很快王敦之乱便被平息，其本人则在病死军中之后又被开棺戮尸。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王敦的两次叛乱都与门阀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成与失败事实上都取决于士族们的态度。
两汉时期，朝廷主要通过察举、征辟任命官员，士人为了利禄，不惜谄媚贿赂，而大官僚们更是与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到了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一些世代公卿的家族，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等。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将出身门第作为辨别人才优劣的依据；司马懿专政后，任用世家豪门为各地中正，评定士人品级只论其门第而不论才能。久而久之，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世族地主控制权力的工具，这种情况演变到东晋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足见门阀士族的影响。
王敦首次叛乱以清君侧为名，排斥寒门、打击皇权，这符合门阀士族的利益，因此各家对于王敦的犯上之举都睁只眼闭只眼，全程默默配合。结果就是王敦的这次作乱非常容易，一路上几乎畅通无阻就打进了建康。至于第二次叛乱则完全是因为王敦起了篡逆之心，而大家之所以不再支持王敦，倒并不是因为士族们忠于司马氏，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软弱的东晋皇室，强势的王氏z权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前提下，王敦第二次谋反的前途可想而知，甚至就连他的堂弟王导都不看好，继而与其划清界限，甚至率师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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