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旱情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干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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