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的习惯，春秋和战国的由来
“春秋”一词源于鲁国史书《春秋》，而“战国”一词则取自于汉代《战国策》，而“三家分晋”成为春秋、战国的分水岭，便与这两本史书密不可分。
《春秋》：鲁国史官将当时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则分春、夏、秋、冬四季记载，于是这部编年史便被简称为了“春秋”。《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载的历史起止年代，大体上与平王东迁（前770年）到战国前期（476年）的时间基本相当，总共295年，于是历代史学家便将《春秋》这个书名作为了历史时期的名称。
《战国策》：“战国”一词其实早已有人使用，而直到西汉末年刘向《战国策》一书之后，才开始将春秋之后到秦国统一天下的这段时期称为“战国”。由于战国的各国史籍被秦国付之一炬，导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已经难以找到依据，于是便将周元王元年，即前476年定为了战国之始。
可见，此时虽然已经开始用“春秋”和“战国”分别形容两个时期，但时间节点却是在公元前476年，而并非“三家分晋”的前403年。直到后世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以“三家分晋”为开篇，所以后代史学界才开始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岭，这个时间点便是前403年。
司马迁为何以“三家分晋”为开篇，礼乐崩坏的起始点
从前文可知，“三家分晋”被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密不可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会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呢？司马迁其实对此作了解释，由于三家分晋这个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因而他认为这一事件乃是真正礼乐崩坏的起点。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资治通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册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礼乐崩坏的体现。他认为，天子的职事应该以礼制为重，礼制则应该以职分为重，职分则应该是名分为重。而所谓的职分，便是君和臣；所谓的名分，便是公、侯、卿大夫。也就是说，天子的职事就是维护礼制，用礼制来治理国家，使天下臣民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
早在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已经逐渐衰微，各诸侯已然有僭越的情况出现，但周天子却任然在维持着基本的礼制，天下虽有霸主但表面上仍然尊周天子为共主。然而，周威烈王册封晋国的三个大夫为诸侯，则完全打破了这一礼制，从此之后“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大体十之七八己经丧失”，司马光认为这是礼制的全面崩坏。
正是由于《资治通鉴》的出现，后世普遍将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作为了春秋、战国的分水岭，例如清代马骕撰写的《左传事纬》便明确指出“智伯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读《春秋》之终,而知战国之始也”。
以上，便是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水岭的原因。不过，有人说前334年的徐州相王才应该是春秋、战国的真正分水岭，因为这才真正代表了礼制的全面崩溃，毕竟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诸侯敢于在名分上挑战周王室，而此后各诸侯们则在名分上已经和周王室分庭抗礼、僭越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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