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在曹魏的z权已经达到巅峰，司马昭杀掉曹髦的行为彻底揭下司马氏代魏建晋的野心。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对司马氏篡权的进度、司马昭的名声都有很大影响。

禅代进程

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之后一个障碍被扫除 （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之后的障碍），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

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 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为其禅代铺平道路。之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尽管之后禅代成，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导致司马昭弑君，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西晋建立后，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

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令贾充十分尴尬。 直到东晋，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晋明帝听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 ，《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至唐代，《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但在《石苞传》、《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事”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的表述。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郝经《续后汉书》，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金朋说还有题为“司马昭弑魏主”的诗作。《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弑君”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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