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是三国时曹魏z权变化的一起政治事件。曹髦欲讨伐司马昭，却被身边人告密。事情败露后曹髦被贬为庶人，忠心的臣子被杀，而那些告密者都官居高位。此后，司马昭被加封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甘露五年五月（260年6月）事件发生于魏都洛阳，魏帝曹髦欲讨伐司马昭，却因王沈、王业的背叛而泄密，其本人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杀于南阙。事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曹髦被追贬为庶人，忠于曹髦的大臣王经及亲属被杀，成济则作为替罪羊被夷灭三族。

司马昭弑君标志着自曹芳以来曹氏集团恢复皇权的努力的彻底失败，使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但也给司马氏集团留下了政治阴影，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事见《三国志·三少帝纪》、《晋书·文帝纪》、《资治通鉴·魏纪九》等。

相关典故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晋祚不长”等。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叛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经过叛变及后续处置，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还包括：王经及其家属，成济、成倅兄弟及成济的三族，满长武。孙佑和满伟被免为庶人，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贬。

告密者中，王沈不久便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王业则在入晋后担任中护军、尚书左仆射。贾充未被追究弑君之罪，且在曹奂即位后进封安阳乡侯，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王祥在为曹髦举哀时曾痛哭，不久加封为司空。司马孚也曾为曹髦痛哭，并上表请求追究主使者，还请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规格，后来，司马孚也进封为长乐公。

司马昭在弑君前，本有封晋公、升相国、加九锡的赏赐。弑君之后，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马昭对三项封赏加以推辞，郭太后下诏对他加以表彰。曹奂继位后，于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诏让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此后于景元二年（261年）八月 、景元四年（263年）二月继续下诏封赏，都被司马昭推辞。直到当年十月伐蜀屡有斩获，曹奂又进行封赏，司马昭方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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