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麾下的监军沮授、别驾田丰劝谏道：“近来讨伐公孙瓒，出兵长达一年，百姓疲惫穷困，仓库没有积余，赋税劳役正多，这是国家使人深为担忧的事情。较好先派使者向天子进献俘虏和战利品，致力于农耕，使人马得到休息。
若是不能通达天子，就上奏说曹操阻隔我通达天子的路径，而后进兵驻守黎阳，逐步经营黄河南面，多造船只，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骑兵，抄掠对方的边境地区，使其不得安宁，而我得到安逸。这样就可安坐而定天下。”
治中别驾审配、谋臣郭图说：“兵书上的方法，比敌人多十倍就将其包围，比敌人多五倍就进攻敌人，力量相当就可以交战。眼下凭藉明公的神明威武，会合河朔地区强大的军队，用来讨伐曹操，其势易如反掌。现在不及时攻取，将来就难对付了。”
沮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灭。曹公迎天子安宫许都，如今举兵南向，是在违反义理。况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公法令畅通，士卒精练，非公孙瓒等人可比也。
如今，放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我实在是为袁公感到忧惧。”郭图说：“武王伐纣，不曰不义，何况，出兵是讨伐曹公而非讨伐天子，并不是师出无名！而且，袁公的文臣武将都竭力尽忠，民众都想为袁公效力，如果不及时早定大业，实在是思虑的过失啊。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这正是越王勾践之所以称霸、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啊。监军沮授之计，确实很持重、牢靠，但这不是见机行事的灵活应变啊。”沮授谏阻出兵，违背袁绍的意旨，郭图等乘机进馋，说沮授的军权太大、威望太高，难于控制，引起袁绍怀疑。于是，袁绍分监军为三都督，让沮授与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许都的议臣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都。
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二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
从以上部署看，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从当时情势而言，这种部署是得当的。首先，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难以阻止袁军南下，且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
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都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许都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都，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
袁绍派遣使者招揽众人，遣使招诱兖州、豫州诸郡。
刘表则响应了袁绍攻曹的号召，派人策动诸州郡阴谋反曹，而阳安都尉李通则拒绝了袁绍、刘表的反曹号召。除了阳安郡之外，豫州的其余诸郡大多响应袁绍的号召。
关中诸将表示中立，既不助袁，也不助曹。
十一月，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被拜为扬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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