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遗址还在进行发掘，越来越多珍贵的文物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各种各样的面具，各种各样的铜器，一个神秘的古代文明正在一步一步的被揭开面纱。在已有的对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众多文物当中，那些造型独特又精美、样式兼具狂放夸张和细腻写实的的青铜或者黄金面具，吸引了我的注意。根据《周礼•夏官》中的记载，方相氏在祭祀时佩戴面具进行通灵祈祷，再结合这些青铜面具出土于祭祀坑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星堆背后的国家可能是一个神权文明。

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这尊人像极为高大，连同基座高达2.62米，重达180公斤，体形细长，腿部有脚镯，赤足站立在一个由四个龙头支撑的方形底座上。人像浓眉大眼，头戴一顶刻有象征太阳的莲花花纹冠冕，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这尊人像的一双手臂大得岀奇，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而且姿势也非常别扭：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同样是在2号坑中还出土了一尊姿势和青铜立人像类似的人物残像，该像原件已被破坏，残高仅40厘米左右，但双臂姿势，双手的握孔和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其头部的冠冕极为夸张，两侧有长大的兽耳，正面方形巨口和象鼻一般卷曲的装饰物，巨口和象鼻一般卷曲的装饰物。

同样的是在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多尊跪坐人像，和青铜大立人相比，这些跪坐人像小得可怜，人像通常高度仅13.3厘米，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

这些无不是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然在三星堆社会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在结合祭祀活动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作用，似乎三星堆文明背后的国家是一个类似于商代那样的神权国家。而据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文明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这段时期也恰好是中原文明中的夏商时期，而这段时期，也恰好是中原文明崇拜神灵、神权盛行的时期。

两相比照，似乎三星堆背后的国家也是神权国家，就并不难理解了。可是，自有信史记载以来，中华文化中神权似乎早已远去消失，那么，三星堆文明背后的神权到底是怎样走下神坛的呢?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远古时期部落首领通常身兼部落酋长和巫师统领双重身份，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一，神权标识着王的神圣，王权赋予神以特定的社会能，部落首领则是神权在世俗的代言人。

而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构成了原始社会氏族文化制度、行为、信仰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规范，随着祭祀活动的规范化和仪式化，参与祭祀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始氏族社会最初的文明制度展露雏形，开始慢慢成型。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凝聚起大规模的信仰，造就了以大部落为核心的中心宗邑，在中心宗邑内部构建了宗庙和宫殿，初步形成国家雏形，阶级也开始从此分化。时间进入夏商周，文明社会成型，国家出现，当权的统治者开始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并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

在《论语》中对大禹描述到“大禹，致孝乎鬼神”，《尚书》也有记载，有夏服天命。商取代夏的历史事件，常用商汤革命来描述，商汤以武力灭亡夏朝，打破国王万世传承的传统，也是首次完成以人伐天的壮举。夏朝自认为有天命，然而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残暴不仁的下场就是被推翻。

商朝的诞生，本身就充满着浓厚的神学，在《诗经·商颂》就曾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朝不仅赋予自身以神权，并且将这种神权推向了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集团对于神的崇拜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神的祭祀和占卜成了商朝政治生活的日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即使是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宣扬天命论，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仍旧无法阻挡商朝灭亡的浩浩大势，崛起与西岐的周王朝取代了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神权也在西周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朝的国王，自称周天子，位格看似下降，但却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分离，天只是作为王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已经没有干预世俗权力的能力，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说法成为主流，天道昭昭，天命无常，变者恒通，天命虽有，却非一层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过西周近300年的发展，神灵高居天上，王权行走人间，神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然开始动摇。

周平王东迁洛阳，春秋战国时代随之来临。随之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当人们发现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式耕种也能满足耕种所需时，私田随之兴起，大量荒田被开垦出来，井田制崩溃，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在政治上要求更多权力，人权开始觉醒。争夺土地的战争爆发，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亡国只在旦夕间，当奴隶主贵族们发现求神拜佛，根本不顶用，无法挽救国家颓势时，人权开始占据主流。

法家学说的先行者，郑国大夫子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公元前524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而此前曾有彗星出现。懂得天象休咎的裨灶预言郑国也将发生火灾，要求子产允许他用珍宝祭祷，从而免除郑国火灾。子产根本不理那一套:“天道远，人道迩，非我所及也，何以知之?”子产的观点极富代表性也深刻影响着之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治国齐家与其致力于飘渺难期的天道，不如脚踏实地在人道上下足夫，只要人道夫到家，天道必然酬勤。

进入战国群雄纷争的乱世时代，思想的激烈碰撞下，道德开始不再是权威独有，道德开始普遍化和具体化，周公推行的以德配天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德与世俗权威开始分离，不再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渠道了，天在此时上升为天道。天道有则，天道渺渺。天道既然难寻，那么主宰人间的便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也由此开始了我国理性权威的世俗化进程。

我国古代先民，崇拜神权，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敬畏自然的无奈，而随着古人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得到加强，神权回落，不在是指导古人生活的准则，神就该居于九天之上，而不是行走在人世间，人间的事自有人道处理。我国人对于神权的相处模式，更像是一个和朋友交往的过程，当我有事时，找神拜一拜，临时抱佛脚，事后理都不带理的。

这样挺好，人生活在世俗之中，就该世俗化，神供奉在神坛之上，居于神殿之中，那就远离世俗，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真的不多，神权、世俗权力混为一谈，政教合一，神职人员把持军国大事，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何来人权?我国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花了近800年，终于将神权拉下神坛，人权走进世俗，人定胜天，伐无道诛暴政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掌权者才能对子民有敬畏之心，施仁政布善心，国方之为国!当神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世俗权力时，人或许才能称之为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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