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enggu

特指明末至 前居住在我国北部的蒙古族。15世纪末，蒙古达延汗统一漠南，将东蒙古（《明史》称“鞑靼”）分为左右两翼各三万户。左翼有察哈尔、乌梁海、喀尔喀；右翼有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这六万户基本上就是清代内蒙古六盟的起源。16世纪中，土默特阿勒坦汗（汉籍称“俺答汗”）强盛，西逐西蒙古（《明史》称“瓦剌”，清称“厄鲁特”）于杭爱山以西，左翼喀尔喀万户取其地称“外喀尔喀”，即清代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的起源。西蒙古，清初据有杭爱山以西，分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后土尔扈特部移牧伏尔加河下游，以辉特部补之，仍称四厄鲁特（见厄鲁特蒙古）。后和硕特一部移牧西套、青海，是为漠西蒙古和青海蒙古各部的起源。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建州卫兴起于东北，首先统一女真各部，次及近邻蒙古各部，到其子清太宗皇太极时，已统一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漠西厄鲁特见漠南为清所并，曾一度联合，但不久即瓦解。漠北三汗向清进“九白”（白驼一、白马八）年贡，漠西四部也先后与清廷建立了贡市关系，成为职贡之国。顺治、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5)，漠北、漠西蒙古封建主不断内附，清廷都给安置了牧地。除贝加尔湖布里雅特蒙古外，都已归入清朝统一的版图。

清在关外时，最初将蒙古编入满洲八旗，后设蒙古衙门，有承政、参政等官专司蒙古事务。太宗崇德三年(1638)，改为理藩院，设尚书、侍郎，专司蒙古及番部封授、朝觐、贡献、黜徙、征发等事。对蒙古各部仍保持其原有牧地和封建主的权力，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则行其原有的盟旗制度，但略加变更，使实权掌握在旗一级。雍正以后又加强了地方官员对蒙古盟、旗兵马事务的监督。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昭乌达两盟；察哈尔都统除辖察哈尔八旗外，监督锡林郭勒盟；绥远城将军除辖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外，监督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宁夏将军、陕甘总督分别节制阿拉善、额济纳。外蒙、新疆也都类此。对蒙古形成了中央集权和地方监督相互配合的统治方式。

清廷对蒙古只征调兵马，赏赉贡献一向厚往薄来，且有年班、朝觐制度，礼遇优厚。札萨克（jasak，旗主）皆按满洲亲王、郡王、贝勒（bei-le，原为满族贵族的称号，清代封爵的一级）、贝子（bei-se，满语为贝勒的复数，早期满族社会中意为天生贵族，清代封爵的一级）、镇国公、辅国公六等授爵，其下又保留蒙古原有的台吉（原意为太子、王子，封爵的一级，分一至四等）、塔布囊等封号。满蒙二族一向通婚，清朝为了控制蒙古，更是提倡。仅清朝十二代皇后中出于蒙古者就有六人之多，遂使元裔博尔济吉特氏和清皇室爱新觉罗氏血亲相联，结为一体，蒙古王公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喇嘛教黄帽派（黄教，见格鲁派）明末已传入蒙古，教主 喇嘛有干预蒙古地方行政之权。清廷为控制蒙古而提倡黄教，首先实行“众建”，分全国为四大教区： 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外蒙古，唯章嘉呼图克图主内蒙古兼管内地教务。章嘉本是元代八思巴的法裔(由花教皈依黄教)，是清朝所封唯一的国师。又于多伦（元上都之地）建汇宗寺，于避暑山庄建外八庙，分别仿效藏、蒙各大寺形式，都表明教权已收归中央。其后，一改对黄教的限制政策为大力提倡，允许蒙古各旗到处建庙，又采取为庙“赐名”等因势利导不露形迹的办法，以削弱蒙古，使其不能成为危及清廷的强大力量，只能为 提供军队。

清廷对蒙古的控制政策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前期，除腾吉思、布尔尼等因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发动叛乱外，在漠南北几乎没有出现蒙古牧民的反抗斗争。由于蒙古地处北部边疆， 战争的影响并未很快波及到该地区。直至1860年后，俄、英、法、美、德、日等列强才分别从北、南通过贸易向蒙古扩张侵略势力，造成经济衰敝，白银外流，王公贫困，因而出现放垦、加租和差派加重等问题。在内蒙古形成了牧民与外国资本、我国皇帝和本旗王公的三大矛盾。19世纪下半叶，伊克昭盟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等，严重打击了清 和蒙古王公的统治。内蒙人民还不断掀起反对宗教侵略的斗争。在义和团运动中，摧毁天主教堂七十余座。1905～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西部伊克昭盟和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爆发了反封赋役、反垦、反夺地的斗争。至此蒙古人民的反抗斗争已发展到以 反抗清 和蒙古王公的统治。此后不久，便爆发了 。

清代蒙古的社会经济，其特点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多种经济的发展。清初蒙古社会秩序从战乱中渐趋安定，康熙又实行了严禁盗贼、教养蒙古、救济灾荒三项措施，到康熙中叶，漠南牧业已有恢复并向前发展。明代兀良哈三卫和土默特已有农业，并出现板升。清代为供应军需，又在察哈尔、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驻军城镇，垦地屯田，但因土质关系，多数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内蒙古归化城等数处农业较前发展并培养出土默特的“善种地兵”。随着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的用兵和西、北两路军营（ 、巴里坤）以及台站的设置，汉族商人随军前往，上列内、外蒙古城镇都有了汉商的商店或杂货铺。旅蒙汉商逐渐发展为 和山西帮两大系统。除对俄贸易的恰克图外，漠南重镇归化城的商业十分繁荣。该处至 的商路开通后，出现了被称为“北套客”的蒙古族的行商。商业的繁荣 了手工业的发展。明末蒙古除砖瓦制造业外，木匠、石匠、金火匠（即铸工）都很缺少。清代，蒙古在统一国家中为便于和其他兄弟民族互相学习，加之清代后期建庙频仍，蒙古人也习于这些行业。清代前期各项措施，客观上安定了蒙古社会秩序，改善了牧民生活， 了多种经济的发展。但到清代末期，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侵入，以及清廷的 ，牧场破坏，农村凋敝，商业、手工业萧条，出现了较内地更加荒凉的景象。

在清代蒙古族文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非明代蒙古所能比拟。“国语”满文实脱胎于蒙古文字，满语中蒙古语的借词最多。清代官书中的域外名称俄罗斯(Oros)、察罕汗(qaganhagan)、扣肯汗(kokon hagan)等皆经蒙古介绍而采用。著作则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为史学代表作，尹湛纳西《一层楼》、《泣红亭》为文学代表作。至于用汉文写作的名家法式善、博明、壁昌等更不胜枚举。清代官修的大型语文学著作《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等都有蒙古族的学者参加。清代的历算、测地、量天等科学，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蒙古科学家都是实际工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数学方面，明安图所著《割圆密律捷法》的贡献尤为突出。蒙古医生的接骨技术，在石膏绷带法传入以前，一直流行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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