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dilixueshi

[外文]：history of geography in China

我国地理学史简要介绍了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产生和积累(先秦时期，远古至公元前3世纪)、地理知识的萌芽(远古至夏代，公元前21世纪以前)、地理知识的积累(夏商至春秋战国，公元前21～前3世纪)、自然地理知识、地图知识、地理专篇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我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秦至清中叶，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19世纪中)、传统地理学的形成(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6世纪)、疆域地理志涌现、地图成就、水系专著出现、域外地理成果、方志出现、传统地理学的发展（隋唐至清初，6～17世纪）、实地考察成果、地图成果、方志发展、沿革地理成就、新地理学萌发、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明中叶至清中叶，16世纪末～19世纪中）、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清末以来，19世纪中至今）、近代地理学的萌芽（19世纪中～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的形成（20世纪20～40年代）、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20世纪50～80年代）、地理教育和研究机构、地理考察和研究等内容。

我国是世界上地理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常把“天文”与“地理”并论，曾认为天文加地理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我国古代地理学知识萌芽很早，至春秋战国时代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传统的地理眩，即“方舆之学”。明中叶以后，徐霞客等注重实地考察、探讨自然规律，开辟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但是，我国近代地理学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后开始的，张相文、竺可桢、翁文灏等为我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国成立后，我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国古代地理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和地理区划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则出现了不少精彩的论述。

我国原始社会氏族村落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河谷阶地，或依山傍水之处，如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座落在渭河支流浐河阶地上。半坡遗址的门多向南开，表明已有方向概念，或已了解方向与日照和风寒有关。《尚书·尧典》中也有关于东、南、西、北4个方位的记述。《尧典》虽是后人所撰，但它所反映上古流传下来的一些认识，是可信的。

1960年在山东莒县大汶口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陶器上发现有几个图象文字，其中一个是由太阳、云气和山岗组成：。说明当时人们已对某些地理现象有一定的观察和认识，并会用图形的方式来表达了。

我国的汉字在这个时期已基本成熟。地形、地物有了文字的记述和图形的表示，地理知识便得到迅速的增长和积累。

天气情况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我国先民自古注意天气的变化，殷代已有逐日记载天气的需要，如甲骨文中保存有殷代文丁六年(公元前1271)3月20～29日连续10天的天气记录（图1）。已经认识的天气情况有晴、阴、云、雨、雪、风、霾等多种，且对于风和雨已有强度和方向不同的认识，如“大雨”、“小雨”、“大风自北”等。当时历法还不完备，为不误农时，便利用物候知识。《诗经·豳风·七月》记有蟋蟀活动、葽草开花、蝉叫、稻熟、草木掉叶等全年物候现象；《夏小正》载有全年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全篇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物候专篇。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对江河灾害的防御，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春秋时，楚国曾在孙叔敖领导下，引期思水(在今河南省固始县)“灌雩楼之野”。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表明已经掌握了地形和水文特点以及测量地势高低的方法。《吕氏春秋》一书连续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直到鲁哀公16年（公元前479）200多年的水旱的情况，载有雨、雹、雷、霜、雪等灾害共13次，因旱求雨24次等。

《诗经》中已记有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隰等10多种陆地地貌类型名称，洲、兆、厂、、滨、澳、沚、渚、浒、浦等10多种流水地貌类型名称。《管子·地员》篇将丘陵分为 15种类型，山地分为5种类型。《周易·谦卦·象辞》中提到“地道变盈而流谦”，说明已认识流水的侵蚀和沉积作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句，指出地壳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地形。

《尚书·禹贡》论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土壤分布的地区差异。《管子·地员》说：“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从理论上阐述了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即草与土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不同的土壤其性质不同。

周朝已知道植物有旱生和水生之分，并了解不同的环境中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诗经》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等记录。《管子·地员》篇有一段专叙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自高向下为落叶松、山柳、山杨、槚楸和榆枢等植被（图2）。春秋时代末期的《考工记》第一次提出我国植物分布以淮河为界的思想(“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

《诗经》中记载的 100多种动物已反映其地理分布的差异性。《考工记》中提出了我国动物分布的地理界限，“鸜鹆（即八哥）不逾济（指济水），貉逾汶（今大汶水）则死，此地气然也”，即说鸜鹆只能生活在济水以南，不能越过济水以北；毛皮兽貉都生活在汶水之北，越过汶水就会因为不适应较暖的环境而死亡。

相传我国在夏代或更早于夏代已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原始地图。《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洛阳选建城址时绘有地图献给成王。《周礼》记有掌管各种地图的职官、专用地图名称以及某些地图的内容。如由“大司徒”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可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即可辨认九州范围的大小和“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分布情形。《管子·地图》更明确指出，军事指挥者必先“审知地图”，从地图上了解“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韦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可见，西周时代地图的应用已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有一定水平，已按比例缩尺绘制地图，表示山、川、陵、谷、平原、沼泽以及林木、苇草、城邑的所在。测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水平仪、铅垂线、圆规和曲尺，战国时期的《尸子》一书中记有:“古者，倕为规、矩、准、绳，使天下仿焉”。

最有地理价值的是《尚书·禹贡》(简称《禹贡》)和《管子·地员》(简称《地员》)。《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全篇1193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等部分组成。“九州”主要按河流、山脉、海洋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图3），这是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方面对各州进行了很好的区域对比。“导山”部分，专列山岳20余座，归纳成4条自西向东的脉络。“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计9条水系。这两部分文字不多，却是我国专就山岳和水系研究的始端。

《地员》是我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全篇2222字，综合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识，较为系统和详细地把土地划分为5大类20多个小类，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它也是我国最早论述植物生态地理和土壤地理的专篇。

《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天论》主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即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努力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来改造地理环境。（见人文地理学）

我国自秦汉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其间处于分裂的时期不长），经济上也基本是持续发展的，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在以后近2000年中，我国传统地理学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记述和考察国内与域外地理、地图、方志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由于传统地理学的束缚，我国地理学长期停滞在描述的阶段，缺乏理论概括。

战国之后，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经过积累形成为一门学科──我国传统地理学，即明清时候所谓的“方舆之学”。

“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候。《周易·繫辞》有：“仰以观于天文，府以察于地理”之句（图4）。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西汉《淮南子·泰族训》明确阐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即根据不同地理环境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

东汉以前，已有两部区域地理名著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山海经》中地理价值大的是《山经》部分，其写作时代是汉代之前。它对黄河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外广大地区（地域范围远比《禹贡》为大）的自然条件以“山”为纲进行了综合性记述。《山经》总共记载447座山，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所记当然不尽正确。《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及至东汉班固著《汉书》，其中有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它的出现标志我国传统必理学开始形成。这个时期，我国地理学在疆域地理志、地图、水系、域外地理和方志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

《汉书·地理志》由 3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基本上是转录前人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记述103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这部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的“地理志”与以“陵陆水泽”或“山川原隰”为主的《禹贡》、《山经》，侧重点已不相同。它是我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奠定了其基础，以后这类著作不断涌现。

我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上的，自战国到西晋是我国地图学理论的建树时期。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地图有出自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图5）、出自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绘在木板上的战国末期地图和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地形图（见彩图）驻军图等。在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上，看到深水（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于现在的地图(见《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西晋裴秀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这六项原则是我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初都为我国制图学者所遵循（见地图学）。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水经》继承和发展了《禹贡》的“导水”记载，由《禹贡》所记35条河流增加为 137条，大大丰富了我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不过内容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汇集起来为《水经》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经注》。它记述的河流水道共计1252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作了尽量详细的叙述。不少记载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西汉王朝曾经多次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带）、西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一带）和南亚（印度一带）的地理情况并写有书面材料。《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等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记载中亚和西南亚最早的地理专篇，对于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候以及相互间的距离等都有所介绍。

东晋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越葱岭，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后取道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法显传》描述了他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

东汉初年，光武帝“始诏南阳，撰作风俗”，这是我国官修方志已知的最早记载，并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志书《南阳风俗传》。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已知的最早以“志”命名的我国的志书，为晋代的《华阳国志》。这一阶段的志书以地记为主。

在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时期，我国传统地理学在实地考察、地图、方志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的萌芽，我国古代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唐代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上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就是沧桑变化的遗迹，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北宋沈括在1074年进行察访时，见到太行山麓有“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于是断定此处是“昔之海滨”。他还进一步指出太行山以东的大陆是由来自黄土高原的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最早对华北平原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解释。

关于黄河源的正确认识，是由唐代和元苞的实地考察者奠定的。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唐贞观九年(635)侯君集和李道宗曾经到过“星宿川”（今星宿海一带）“观览河流”。元代统一我国后，忽必烈委派女真族人都实考察了河源地区，这次考察的情况在潘昂霄的《河源志》有记载，指出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一带。

唐僧玄奘继法显等人之后，于贞观元年（627；一说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地，17年后返回长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对于当时中亚和南亚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风土习俗、文化政治等情况和特点都有记述。

南宋范成大在实地考察中记述了桂林的喀斯特洞穴和峨眉山的植物垂直分布等现象，并在《桂海虞衡志》中探讨了洞穴的成因。

元代耶律楚材在中亚各地旅行多年，写成《西游录》一书。汪大渊远游印度洋沿岸的亚非各地，著有《岛夷志略》。永乐三年(1405)以后，郑和等人7次出使西洋（指今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他们从江苏太仓出发，向南航行访问南洋群岛诸国，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访问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从长江口出发至非洲东岸沿途观测到的海岸线、港湾、山脉、岛屿、沙洲、浅滩、珊瑚礁以及所测海洋的深度等，并留下了郑和等人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与郑和一同远航的马欢、费信和巩珍，把沿途所见所闻分别写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3部地理著作中。

唐代地图学家贾耽绘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该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开创了以朱、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宋代沈括绘有《天下州郡图》，南宋黄裳绘有《地理图》，还有刘豫阜昌七年(即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在石版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元代朱思本绘的《舆地图》长宽各7尺，亦有画方。此法在明、清两代绘制的舆图上也常见。画方遂为我国传统地图的特色。

隋、唐时期图经替代了地记，成为志书的主要形式。已知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图经是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均已残）。北宋专设机构修志，志书数量大增，撰写体例定型，由图经阶段进入方志阶段。宋代的代表性方志有《长安志》、《吴郡志》等。明清两代是我国修志的繁盛时期，在《我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8200多种志书中明清时期的占有7000多种。

在这个阶段取得较大成果，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所记各州、县之下，都有沿革地理的内容。宋代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图6）、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沿革地理专著。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萌芽，一些学者从事地理学研究，敢于突破旧的束缚，重视“经世致用”，自觉深入实际考察研究，使我国地理学前进了一大步，萌发出我国地理学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顾炎武、孙兰和刘献廷。

明代徐霞客从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纪源》中，以清晰的实测概念为基础，提出“计其吐纳，江倍于河”的论断，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较了长江和黄河的流域面积。《溯江纪源》汇集在《徐霞客游记》中。

明末清初顾炎武严厉地抨击地理学研究中不务实际的空谈和议论，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撰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

孙兰在《柳庭舆地偶说》中、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都指出过去的地理著作多停留在“记其事”的阶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讨，主张要研究“天地之故”，即大自然的规律；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孙兰在论述地形变化，刘献廷在观察物候方面，都有精辟的分析。

从明万历十年(1582)到清乾隆(1736～1795)约200年间，是西方地理知识开始传入我国的时期。在16世纪，由于资本经济发展，以及C.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F.de麦哲伦环球航行等的推动，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和知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以及世圭地理的认识在当时都是较先进的。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不少传教士来到我国，随之将先进的地理知识也传到了我国。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和蒋友仁等。

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我国，1610年在我国北京去世（图7）。他先后编绘出《坤舆万国全图》（图8）和《两仪玄览图》等，将西方的地圆说、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关于五大洲的知识传入我国。

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写成《职方外纪》(5卷)，书中附有世界总图和各大洲分图，对世界各地的介绍较为详细，它是最早用中文描述世界地理的著作。同年，龙华民和阳玛诺合制成保存下来的最早在我国制作的地球仪，其上附注中文说明，彩绘陆地和岛屿的形状都较好。此地球仪收藏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

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撰《坤舆图说》(2卷)(图9)。上卷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和山岳、江河、潮汐等自然地理知识，下卷介绍世界各大洲和各国情况。所附的地全图已绘有澳大利亚。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领我国测绘人员完成《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他们完成的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规定每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即每尺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还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蒋友仁等利用了我国学者明安图、何国宗等在新疆测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图、资料，编绘成《乾隆内府舆图》。蒋友仁在他编绘的《坤舆全图》上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

明中叶以后，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一些先进地理学家，开辟了我国地理学实地考察自然、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有些成果当时居于世界地理学的前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地理学。我国的近代地理学是在引进欧美的近代地理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清末和民国初年，我国地学会的成立、《地学杂志》的创刊，以及地理学课程的教授、地理教科书的出版和各大学地理系的设置等，都在我国地理学向新阶段发展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成立之后，我国地理学在与国家的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

战争（1840～1842）之后，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除兴办一些工厂企业外，还编译出版一些科学技术书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

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地理课是所要讲授的课程之一。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著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编出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学《地文学》（图10），

为培养地理人才和促进我国近代地理眩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在湖北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学会译绘中外舆图700多幅，推动了我国近代地图事业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发起成立我国地学会，它是我国地理学会的前身。地学会创办的《地理杂志》(图11)于1910年问世，所载论著以地理学方面的最多。我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是我国近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和文献。

在这个时期，我国传统地理学继续取得重要成就;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1892)，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97)，杨守敬等的《水经注疏》（初稿成于1904年）、《水经注图》(1904)和《历代舆地图》(1906)等。因此，也有人主张将19世纪中～20世纪初我国地理学的情况，划入我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阶段中。

1920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创设地理系或地学系等，如南京的东南大学地理系(1921)、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28)、清华大学地理系（一说地学系，1929）、中山大学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1931)、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等。由竺可桢、翁文灏等讲授地理学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家。1934年，翁文灏等发起成立我国地理学会，创办《地理学报》。顾颉刚和谭其骧于1934年发起建立禹贡学会(1936年正式成立)、创办《禹贡》半月刊。1940年，我国地理研究所建立，创办《地理》刊物。上述机构和刊物为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作了贡献。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桢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24)、《我国气候区域论》(1930)、《东南季风与我国之雨量》（1934），翁文灏的《我国山脉考》(1925)，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的《民国新地图》(1934)，张其昀的《本国地理》(1926)，胡焕庸的《我国人口之分布》（1935）、《我国之农业区域》(1936)，王庸的《我国地理学史》（1938），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任美锷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1946)和谭其骧的《秦郡新考》(1947)等。

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50～70年代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我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这40年中，我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1953年，我国科学院在前我国地理研究所基础上建立我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86年改名为我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它是我国地理学研究的中心。1958年以后，我国科学院及所属分院在各地建立起南京地理研究所(1958)、长春地理研究所(1959)、广州地理研究所(1959)、新疆地理研究所(1961)、成都地理研究所(1965)以及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等。（见地理研究机构）

截于80年代初，我国高等学校的地理系共有40多个，30多年已培养数万多名大学毕业生。(见大学地理教育)

出版的学术性刊物有30多种，如《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热带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干旱区地理》、《山地研究》、《冰川冻土》、《我国沙漠》、《地理研究报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人文地理》等。（见地理刊物）

我国大规模的地理考察工作始于1951年的 考察队。在以后30多年中，先后进行了华南热带、黄河中下游、西北沙漠、西南地区、青藏高原、黑龙江、黄淮海平原、新疆、全国海岸带等较大规模的调查和考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新疆、黄淮海平原、全国海岸带和冰川冻土、沙漠，以及南极等的系统考察。重要成果有:《新疆综合考察报告》(1958)、《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1981～1985)、《南海海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1982、1985)、《南极科学考察论文集》(1983、1984、1986)等。(见我国现代地理考察)

1980～1985年，我国地名委员会根据 有关文件规定，组织了全国地名普查。普查了我国近500万条地名；搞清了其中大部分地名的含义、沿革以及有关情况；根据地名管理条例和标准化原则，清除了一批历史上遗留下来含义不妥的地名；更改了一批不适当的地名；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一批地名图、录、典、志等图书资料，为地名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30多年来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主要成果如下：

（1）区划工作。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1989年底，涉及有关区划的论文有数百篇，著作有数十本。我国地理学会于1954、1960和1962年专门组织3次全国性自然区划学术讨论会，较有影响的全国性自然区划有林超(1954)、罗开富(1954)、黄秉锥(1959)、任美锷(1961)、侯学煜(1963)、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4）、赵松乔(1985)等提出的方案。区划工作以我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成绩最著，前者在1956～1959年陆续编写出一整套我国自然区划，计有《我国自然区划草案》、《我国地貌区划》、《我国气候区划》、《我国水文区划》、《我国潜水区划》、《我国土壤区划》、《我国植被区划》、《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与我国昆虫地理区划》、《我国综合自然区划》，其成果至今仍有价值;后者主持、领导了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在众多地理工作者、农业工作者努力下，完成了由农业自然条件区划、农业部门区划、农业技术改革区划和综合农业区划组成的我国农业区划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代表性著作有《我国综合农业区划》(1981)等。

（2）开辟或发展了自然地理研究的一系列新学科和新领域。在紧密联系我国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富有我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冰川学、冻土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化学地理学和医学地理学，以及动物地理学研究、沙漠研究、沼泽研究、河口海岸地貌研究、物候研究等。并解决了或正在解决一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如沙漠防治、盐碱地改良、沼泽利用、农业气候研究等。代表性著作有《我国自然地理》(1979～1988)、《我国自然地图集》(1965)等。

（3）深入开展了经济地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主要对农业区划和农作物布局、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工业布局和区域规划、生产布局，以及地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和基本矛盾等理论问题开展了讨论。重要著作有《我国农业地理丛书》、《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1980）、《百万分之一我国土地利用图》等。

（4）复兴人文地理学。自1980年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开展和复兴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旅游地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发表了《人文地理学论丛》(1985)、《城市总体规划》(1985)、《我国人口地图集》(1987)等。

（5）建立和发展历史地理学。重要著作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1979)、《长水集》(1987)、《河山集》(1963、1981、1988)和 《我国历史地图集》(1982～1988)等。

（6）系统开展了我国地理学史的研究。重要著作有《我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1959）、《我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等。

（7）地图学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航空摄影、卫星遥感、计算机制图等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在我国地图学领域出现了系列地图、动态地图、遥感数字制图、计算机辅助地图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方法和新形式。现地图投影的变换、比例尺的缩放和地图地理要素的选取与概括，都已能实现自动化处理。大型的地图集已有数十本(套)，如《我国自然地图集》、《我国历史地图集》、《我国人口地图集》、《陆地卫星影像：我国地学分析图集》(1984)、《我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1989）、《我国自然保护地图集》(1989)。《我国国家地图集》在编纂中，计划按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农业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分卷出版。

参考书目

我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我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

Wu Chuanjun，et al.，ed.，Geography in China，Science Press，Beijing，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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