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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电影

[拼音]:Aiji dianying

[外文]:Egypt, cinema in

1896年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已有电影放映,从1900年起陆续出现了影院,但到1910年前后放映的影片均为进口片。1918年,意大利人用埃及人当演员在埃及拍出短故事片《游牧人的荣誉》、《杀人的花朵》、《走向深渊》。1927年11月16日,由埃及人依斯梯凡·鲁世梯导演、阿齐扎·埃米尔主演的故事片《莱依拉》上映,被认为是埃及电影的诞生。

1927~1931年是埃及电影的萌芽时期。5年内共生产13部无声片。获得好评的影片有1930年 ·克里姆由埃及文学名著改编的有彩色片断的同名影片《泽娜白》;1931年托果·米兹拉希自导自演的反XX片《 》、《5001号奖》等。1929年舒克里·拉迪用唱片给无声片《月光下》进行配音。3年后,导演克里姆与尤素福·乌赫白合作,成功地完成了《贵族子弟》的拍摄和配音,诞生了埃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30年代,埃及电影有相当发展,录音技术也日趋完善,以音乐歌唱片为主。主要有克里姆导演、著名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主演的《心的颂歌》(1932)、《白玫瑰》(1933)、《爱之泪》(1935)。艾哈迈德·巴德尔汗导演的《友谊》(1936)深受印度、南美观众欢迎。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P.罗伯逊也专程前来和女演员科卡合拍了《盐》。这个时期,喜剧片和情节剧也有了较大发展,主演《太平无事》(1937)、《欧默尔先生》(1937)的纳吉布·里哈尼以及主演《巴哈巴师父》(1938)、《巴哈巴哈帕夏》(1938)的法齐·吉泽伊里都是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喜剧演员。

30年代末40年代初,埃及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抬头,反对外来思想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社会批判和反殖 义的影片。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当推卡玛尔·萨里姆的《决心》(1940)、《穷人们》(1943)以及《星期五晚上》(1945)。艾哈迈德·凯玛勒·默尔西的《工人》(1943)提出了失业问题,穆斯托法·米亚齐的《愿望》(1938)、《善有善报》(1938),艾哈迈德·巴德尔汗的《新的一代》(1944),汉利·巴勒卡特的《我杀死了父亲》(1945),卡米尔·泰勒姆萨尼的《黑市》(1945)等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个时期纯歌舞片与喜剧片逐渐合成一个新片种,充分表现了埃及、黎巴嫩等东方歌舞新意。主要有阿卜杜·乌哈勃的《欢乐的一天》(1940)、《被禁止的爱情》(1942)、《心中的 》(1944)和法里德·阿特拉希的《青春万岁》(1941)、《青春的梦》(1942)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电影年输出平均60部。战后,工业复苏,工人观众激增,制片业迅猛发展。到1952年革命前夕,共生产故事片400部左右,注册的制片公司和制片厂也由战前的24家增加到 148家。制片商投观众之好,出品的绝大部分情节剧都以大团圆结局,大型歌舞闹剧和小型歌舞时事讽刺片占了主导地位,如1949~1950年,48部影片中歌舞片占35部。少量演员同时参加多部影片的拍摄,导致演员素质降低,影片题材杂乱。

1952年7月23日法鲁克王朝被推翻。革命后,电影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改革,电影属文化和国民指导部领导。1955年成立电影革命委员会,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它们放映影片,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改造。1956年通过法令保护民族电影,规定一个月内至少放一部国产片。1957年成立电影发展组织。1959年电影学院成立。

50年代曾拍出了第一部彩色片《我父亲是个新郎》(1954)和第一部宽银幕片《女向导》(1956)。革命成功促使了文化艺术的新发展,5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新的导演,他们的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一批有时代气息、反映革命和斗争的新影片出现在银幕上,如反对殖民统治的《打倒帝国主义》(1952)、《我们屋里的男人》(1961)、《穆斯塔法·卡米尔99》(1956);反映巴勒斯坦战争的《和平的土地》(1957)、《黑姑娘西奈》(1959);反映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囚犯艾布·扎白尔》(1957)、《塞德港,炽烈的爱》(1958);反映当代革命的《 和我们在一起》(1954)、《回来吧,我的心》(1957);反映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嘉米拉》(1958);反映农民反对剥削的《山谷里的战斗》(1954)、《绿色的土地》(1957);反映和地主、 者斗争的《沉默的》(1961)、《年轻人》(1957)等。新一代最杰出的导演有S.艾布·赛伊夫、尤素福·夏欣。前者50年来共导演了50多部影片,为埃及新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后者30年来也拍摄了40多部影片,以选材独特、艺术手法迥异而蜚声埃及和阿拉伯影坛。他的《再见吧,博纳巴特》(1985)、《中央车站》(1958)、《亚历山大,为什么》(1978)都先后参加戛纳和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获奖。其他导演还有侯赛因·西德基、伊布拉欣·艾兹尔丁、艾哈迈德·巴德尔汗、H.巴拉卡特、陶菲格·沙拉赫等。

50年代埃及电影的现实主义潮流突破了回避现实、单纯追求形式或一味描写内心世界的局限,但它们和同时代的文学一样,不能深刻理解所描绘的事实,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症结所在,更找不到解决办法,之后,依然是商业性的情节剧占上风。

1959年初电影国有化改造继续深入。1963年,埃及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替代电影发展组织,同时成立四家公司:电影总公司、电影发行总公司、电影合作制片总公司、电影制片总公司,统管全国电影事业。同年,以本国力量在米斯尔洗印厂拍摄并洗印了彩色故事片《尼罗河的新娘》。1964年,动工兴建电影城。1968年成立电影俱乐部。1969年成立艺术科学院,下设电影、戏剧、音乐、芭蕾等分院。

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暴露了政治、经济上的一些弊端。中青年电影工作者很快地以《愤怒的青年人》杂志为基础,组成“新电影协会”,会员最多时达400人。他们发表宣言、确定方向,认为“50年代的新导演们踩出了一条政治电影的新路,但缺点是各自为战。这一代必须分析社会形势,明确立场”。1968年,他们认为埃及电影没有真正的民族性。要求“真正能剖析埃及问题根源的新电影必须从埃及文化内部出发”,“放弃照抄外国模式,创造新形式”。他们反对 3种错误倾向:无目的美学手法、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上的平庸和滥用重大题材。同年,协会和国家制片厂合作,生产了被称为“青年电影”的《小路之歌》、《彼岸的阴影》。在青年电影的影响和崛起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取材于文学作品,以当前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的事件为主题的政治影片,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突出的有凯玛尔·谢赫的《失去影子的人》(1968)、《米拉马尔》(1969),声讨权力中心非法手段的《逃亡者》(1974),涉及大多数青年人问题的《我们向谁开枪?》(1975);尤素福·夏欣的探讨1967年中东战争失败主因的《麻雀》(1973);马姆杜·舒凯里的关于纠偏运动的《清晨来访》(1972);阿里·巴德尔汗关于权力中心残酷 人民的《卡尔纳克咖啡馆》(1975);塞义德·马尔祖克的《罪犯们》(1975); ·拉迪的《太阳后面》(1974),等等。这些影片一扫过去歌舞升平、滑稽逗乐的气氛,把人们带进现实。除政治片外,其他较突出的还有反映知识分子的《英雄们的战争》、《不是谈爱情的时候》、《歧途》;反对殖 义和侵略的《新一天的曙光》(1964)、《选择》(1970)、《萨拉丁》(1963);反对地主的《土地》(1969);反封建的《罪恶》等。

1971年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撤销,电影生产又回到私人手中,4个总公司的电影器材出租给个人使用。有政治内容的影片几近绝迹,影院上座率日趋下降。1985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片上映达68部,创25年来的较高纪录;观众对最叫座的影星拍出的情节剧和喜剧反应冷淡,而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如《律师》、《法蒂玛被捕之夜》、《最不受人尊敬的人》等受到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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