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anguo-Liangjin-Nanbeichao kaogu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三国鼎峙起，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经历了近4个世纪。 在此期间，若干 割据的时间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和部分 的流动、迁徙，特别是统治集团间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边远地带和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隋唐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这时期考古学的特征是：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边远地带遗迹增多；不少遗迹遗物突出了军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绘得到发展，形象地说明这种外来的宗教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资料的发现与著录，唐代即已开始。北宋提倡恢复古礼，研讨古器物蔚成风气。宋元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都邑志书的纂修，因此，较详细地著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遗迹遗物，应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据之学，石刻的蒐辑和古器物的考订，规模广泛又驾宋元之上。清末迄 以前，在铁路工程中，南北各地发现了大批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大量随葬器物流入市场。自此金石文物学家的收藏与记述，脱出主要依靠历代传世遗物的范围；而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也随之而来。当时破坏严重的地点，是河南洛阳一带和浙江绍兴地区，而以洛阳尤甚。帝国主义勾结奸商，十数年间洛阳附近北朝大冢几无一不被盗掘。盗掘破坏之风波及江苏、山东、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与吉林东部。从19世纪末起，一些国家就纷纷派人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对各种遗迹、遗物，肆无忌惮地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劫夺和破坏。这种文物的外流和破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开始对重要遗迹进行实地调查，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敦煌石窟(1923)和汉魏洛阳城遗址(1924)，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我国营造学社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32)，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丹阳地区六朝陵墓(1934～1935)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宝山等石窟(1934～1935)，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调查河北南部响堂山石窟(1935)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车师、高昌墓葬(1930)，和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发掘的魏晋墓葬(1944)。我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1951年中央文物局调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发掘雨花台吴晋墓群为开端。1953年以来，各地较普遍地发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各种遗迹，也较普遍地对地上遗迹进行了勘测。1958年以后，逐渐开展整理研究工作，较有成绩的项目有：墓葬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城址布局的研究；边境地区遗迹遗物的讨论；中外文化交流遗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遗迹的研究等。

根据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采取分区组织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两个主要地区；北方和东北、新疆也都各具特点；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应另分一区，但因考古发现较少，个别遗址暂附北方地区。

中原地区指南界淮河，北迄燕山，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这区域内发现了大批墓葬，保存了一些重要城址和佛教遗迹。

中原地区魏晋北朝墓葬依据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一般分魏西晋（即3世纪至4世纪初）、十六国迄北魏迁洛以前（即4世纪初至5世纪末）和北魏迁洛以后迄北齐北周（即5世纪末至6世纪80年代）3期。

第一期：魏墓发现较少，洛阳涧西16工区发现有前后室的砖墓一座，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为棺室；前室为方形，出有正始八年(247)铭的一套铁帐架（帐构），前室左右各设耳室，耳室内多贮陶器。该墓形制虽与东汉晚期墓相似，但出土器物如四横耳罐、陶灶和侍俑等已多似西晋墓，可能是一座接近西晋的晚期魏墓。西晋墓多发现在洛阳附近，今河北南部和北京地区也有不少发现。西晋时期有前后室的砖墓，如洛阳永宁二年(302)尚书郎妻士孙松墓，但流行的是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随葬品有透雕铜扣、帷帐石趺、盘口壶、空柱盆、多子盒（槅）、绛釉小罐、陶牛车、镇墓兽、武士俑和男女侍俑；较大型墓中多出有竖植的墓志和金银饰品。

第二期:十六国迄北魏迁洛以前的墓葬发现较少，中原地区现知的地点，只有陕西西安和河南安阳。西安嘉里村方形单室洞室墓出有男女侍俑和陶牛车，与洛阳西晋墓接近；但西安草场坡发现的具前后室的洞室墓，随葬主要器物是80余件包括陶牛东、甲马的武装仪仗俑和20多件男女侍俑和女乐俑。大批陶俑随葬是这阶段较大墓葬的特点，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墓也具有这个特点。安阳则是另一种类型，多为长方形土圹墓，随葬器物虽少，但多殉有马、犬等牲畜，有的墓还随葬全套的鎏金铜马具。研究者推测这类墓葬的主人，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入居黄河流域的鲜卑人。

第三期：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墓葬，发现地点较普遍。洛阳附近多北魏墓；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多东魏北齐墓，北齐墓另一个较集中的地区是山西太原及其附近；陕西汉中发现西魏墓；陕西华县、咸阳和宁夏固原曾发现北周墓。此外，许多地方发现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赞皇李氏墓群、山东临淄崔氏墓群等。 这阶段墓葬可分大、中、小3型，大中型墓中只有极少数的前后双室砖墓，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的砖墓或洞室墓，也偶有平面略作圆形的。大型墓墓室和墓道两侧壁面原都绘有壁画。就残存的情况看，墓室壁画多分上下2栏，上栏画四神，下栏画车马，如洛阳北魏孝昌二年(526)元乂墓;墓道壁画上下栏绘墓主人出行与归来，如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娄叡墓；也有墓室墓道壁画都不分栏，只绘一列武装侍卫和侍女、女乐的，如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大中型墓葬具附近出玉璜和各种珠饰的，表明墓主人原具朝服葬。其他随葬品仍以武装的仪仗和伎乐女侍俑为大宗，但数量种类都比以前更多，造型更加精美。瓷器和低温铅釉陶器日益增多。一种摹仿西方金属器上锤鍱花纹效果的堆塑贴花的装饰技法，在陶瓷器上流行起来。这种情形和这阶段墓中不断发现的西方货币、西方器物以及“胡人”形象陶俑等，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阶段出现了平置带盖的墓志，东汉树立在墓前的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茔地等作法，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洛阳涧河两岸发现成批的竖穴砖棺和竖穴洞室墓，这类小型墓面积窄小，一般不随葬陶俑，随葬品只有几件烧成温度低的陶器，有的有少量的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和永通万国等铜钱。

中原地区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城址有魏邺城遗址、魏晋北魏的洛阳城址和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址。根据调查和试掘，结合文献记载，得知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不仅改建了魏晋洛阳，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罗城垣。东魏北齐邺南城则是参考了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并利用了魏邺城的南垣向南营建的新都城。魏晋改建邺城、洛阳，重点在集中宫苑衙署和加强西北隅的军事据点。北魏扩建洛阳城和东魏北齐新建邺南城，除了进一步利用旧有防御设施外，还扩大并规整了居民区（坊里），调整并对称地安排了工商业区（市），因而都城中人口集中和工商业发达这些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北魏洛阳和北齐时期的邺城都营建了众多的佛寺。有名的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已进行了发掘，北齐邺城的兴圣寺遗址也开始了勘查。

现已发现的冶铸遗迹，多分布在东距洛阳不远的晋南豫西地区。

山西运城洞沟铜矿矿洞有东汉光和二年(179)、中平三年(185)刻铭，紧接中平三年铭后有魏甘露纪年(256～259)刻铭，可知此处铜矿到魏末仍在开采。因此，矿洞内发现的铁锤、铣钎等采矿工具和炼制的铜锭等遗物以及矿洞附近分布的冶炼遗址，都有可能是魏晋时代的遗迹。

在河南渑池车站南侧，涧河北岸，发现东汉迄北朝时期的铸铁作坊遗址，在其北面发现一处大约是北魏时期遗留的铁器窖藏。窖藏 有铁器4195件，内铁范152件，器类60种以上。最多的是农具，其次是手工业工具和兵器。其中有近300件铸有产地铭文，较多的铭文具有魏晋字体的特征。经化验和研究，认为这是我国早期钢制农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如528号“新安”镰和277号“黾□□”斧，是由白口铁铸件脱碳而得钢，并对刃口采取了渗碳硬化工艺；又如420号“新安”铧范，已接近现代高强度铸铁的低硅灰口铁铸件;还有257号“陵右”斧的銎部，发现了可以代替锻钢的类似现代球墨铸铁的球墨组织等。这类高水平的冶铸技术，虽然在汉代多已出现，但渑池窖藏进一步表明魏晋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推广。冶铸技术的提高，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传统的铜兵器绝大部分为铁兵器所代替。铁制身甲的完备与流行、马铠的使用等都出现在这时期，显然不是偶然的。魏晋完成三门峡人门左岸栈道和重修汉中褒斜栈道以及北魏大事兴建褒斜工程，还有北魏以来大规模开山凿窟和细密流畅的石刻线雕的盛行，更与当时大量生产锋锐的铁工具有密切关系。

中原地区发现的佛教遗存，有零散造像和寺院遗迹。寺院遗迹可分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两种。

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佛教遗物，是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像。这种早期铜像都有较浓厚的中亚风貌，其中以有后赵建武四年(338)铭的释迦坐像和传陕西三原出土的菩萨立像具有典型性。此后，现知有纪年的造像，已迟到北魏太武帝废佛(446)前不久，有太平真君元年(440) 铭释迦铜坐像、太平真君三年铭菩萨石坐像和石塔以及四年铭释迦铜立像。上述诸像，与和平元年(460)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初期的作品接近。 452年北魏复法以后，铜石造像同时流行，造型题材都与同时期的石窟相同；而石像形体较大者多，尤引人注目。北魏迁洛(494)后，特别在北魏分裂(535)以后的北朝晚期，又流行造像碑。这时的造像和造像碑，在一些细部和雕刻技法上，都出现了地区差异。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关东作品精细繁缛，关中地区的作品则简朴、不重装饰。

十六国后期开始开凿石窟寺院，现存最早的石窟，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 造像龛。此外，分布在自甘肃东部以东广大中原地区的石窟，大都开凿在5世纪中叶以后的北朝时期。主要石窟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甘肃庆阳南北石窟寺、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以上石窟，除麦积山多塑像和少许壁画外，多是石雕造像。中原地区的北朝石窟，可分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类。两类石窟又可各分前后期，前期的年代是迁洛前后的北魏，后期为东西魏迄北齐、北周。前期佛殿窟，较早尚存有方形委角接近椭圆形的平面，如麦积山第74、78双窟和龙门宾阳三洞；较晚则流行龙门习见的三壁三龛式的方形窟。前期塔庙窟也以洛阳附近的巩县石窟为典型，特点是平棊窟顶和多层或单层四面开龛的塔柱。晚期石窟盛行雕饰前室和窟口，佛殿窟流行雕出华丽的帐饰和仿木结构的窟檐，如麦积山第4窟（上七佛阁）。塔庙窟则在窟口崖面雕出上设覆钵的佛塔形象，如北响堂诸窟。其中变化较大是北响堂第1、2窟（南窟）。该窟上部覆钵部分开龛设像（即第1窟），下部窟室内（即第2窟）取消了塔庙窟的主要特征──塔柱，完全同于佛殿窟的布置。两类石窟前后期造像内容大体近似，主要题材有释迦、弥勒、释迦多宝、三佛、七佛、千佛等，前期较晚出现无量寿佛，后期出现面积较大的西方净土。无量寿和西方变的出现，反映出南朝佛教对中原的影响；前此比较重视禅观的北朝佛教，开始发生变化。

中原地区的佛寺遗迹，反映了北魏时期着重佛塔的寺院布局。 河北定县城内发现太和五年(481)塔基石函，函盖铭记孝文帝“造此五级佛图……愿国祚延苌（长），永享无穷……”，可见当时重视佛塔的情况。对熙平元年(516)胡太后所建洛阳永宁寺遗址的发掘，揭示出该寺平面呈长方形，有名的永宁寺塔位于寺院正中，塔北有佛殿遗迹。这是现知唯一的可以大体复原的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布局。此外，现存的北魏登封嵩岳寺塔（见彩图），原也是当时该寺的重要建筑。佛寺特重佛塔，它与石窟寺院塔庙窟的设计为同一渊源，既上承汉末佌融在广陵起重楼浮屠祠的传统，又都属于尚未脱离外来佛寺布局影响的我国早期寺院布局阶段。

南方地区即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考古遗迹是墓葬和青瓷窑址，但也有少数的城址和佛教遗迹。

发现地点较为普遍，但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差异大，所以地方特点比中原地区突出，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3区。 其中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墓葬资料多，系统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般分4期:第一期为东汉末至吴初（即3世纪初至3世纪中）；第二期为吴中期至东晋初（即3世纪中至4世纪初）;第三期为东晋至刘宋（即4世纪初至5世纪中）;第四期为齐、梁、陈3朝（即5世纪中至6世纪）。

第一期：大型墓中，后室分左右两室、前室附有耳室的券顶砖墓较多。中型墓前设甬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大中型墓随葬品多陶器；有少量青瓷器，器类有形体扁宽的罐、盘口壶、熏和五联罐式谷仓、蚕形虎子；有漆器、铜器和铁兵器；还多随葬地券和五铢铜钱。小型墓有长方形砖室和土圹两种，随葬品只有陶器和少量五铢钱。这一期墓葬与当地东汉晚期墓葬差别不大，表明孙吴初期东汉旧制还没有较大的改变。

第二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大型墓多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中型墓多前附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大中型墓室顶出现四隅券进式的穹窿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龛，墓室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榻。随葬器物中青瓷器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新出现的器形有一盘二耳杯的组合、扁壶（柙）、多子盒（槅）、三熊足砚、动物形插器、唾盂和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了堆塑阙楼人物的谷仓罐、球形熏和附有兽足的蚕形虎子。较晚又出现了鸡首壶和球形虎子，还出现了陶牛车、陶马和陶俑。此外，棺内多葬金银饰品，有的出有玉佩珠饰，表明墓主人原是衣朝服入殓的。大中型墓具有典型性的是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群。小型墓较前阶段变化不大，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作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瓷器，如罐、碗之类。

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第三期：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颜氏墓群和南郊戚家山谢鲲墓等。这类大族墓葬多为大中型墓。墓的形制有如前阶段的前后室砖墓；也有新流行的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长甬道的单室砖墓；还有甬道前端作出类似小室的所谓吕字形砖墓。墓壁有的除砌灯龛外，还砌出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人物画像砖。随葬瓷器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渐成组。鸡首壶流行，耳杯两端上翘，槅多作圆形。新出现碗托、三足炉和六蹄足砚。器物上流行用莲花纹饰。墓志数量增多。较晚墓中出现了宋铸的四铢铜钱。南京发现的大中型东晋墓中，至少有4座出土了推测为罗马制造的玻璃器，其中1座还同出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这类西方高级品的出土，为东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证。

第四期：在丹阳胡桥和南京甘家巷、西善桥等地发现的墓，为墓壁砌出弧线的长方形单室、前设长甬道的大型砖墓，大约是齐梁时期的皇室陵墓。这种墓的墓室前方一般砌有较长的排水沟通向水塘，地面上一般都布置石兽、石柱、石碑等石刻。这种大型墓可分为两类：一类墓室全长在13米以上，长甬道内设石门两重，如被推定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一座和被推测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的一座（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另一类墓室全长在9米以上，设一重石门，如甘家巷梁桂阳王萧融墓。这种墓的墓壁，较早的流行较大面积的拼砌画像砖，题材除竹林七贤、荣启期外，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的内容（见南京地区模印拼嵌画像砖墓），如胡桥诸齐陵；较晚的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砖，如甘家巷萧融等墓。使用莲花忍冬花纹砖的墓，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如前述陈顼的显宁陵。常州戚家村发现的画像砖墓，也应属于这阶段晚期的遗迹。这种大型墓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随葬品残存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帷帐石趺、石凭几、石俑等，也有少量的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中型墓则无石门，全长皆在6米以下，墓室多长方形和“吕”字形，砖多素面无纹饰，但随葬品一般保存较好，瓷器如罐、壶、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长发展，新出现的器物有装饰繁缛的莲花尊，一盒五盏的组合器、粉盒、细颈瓶、高足盘和六至八滴形足砚。晚期的墓葬中出现陈铸的太货六铢铜钱。

河南南部邻近湖北的邓县画像砖墓，出土了一块书有“在吴郡”字样的墓砖，可以大致推定它属于南方地区这阶段的墓葬。548年，侯景乱梁以后，襄阳及其以北地带，即已隶属北朝，因此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晚于本阶段的中期。该墓画像砖中表现的丧葬习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态以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种类和造型，都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内容和形象极为相似。反映出齐梁时期宛洛一带和汉水一线，不仅是南北时有军事冲突的区域，同时又是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学习的重要地区。

福建两广地理毗邻，各方面的联系密切，吴晋南朝墓葬的情况也较接近。两地发现较早的六朝墓多属西晋晚期；东晋以后的墓葬数量多，分布的区域逐渐扩大。墓室结构除与长江中下游类似的长方形小型砖墓和前建甬道的中型砖墓外，两地都有在墓室内加砌砖柱的作法。广州的两墓或三墓连建，广西北部在墓室后部加砌高台，广州、梧州永嘉末年墓使用的“广州皆平康”、“江南尚康平”铭文砖等，应是两广地区的地方特点。随葬器物形制的变化，除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鸡首壶、唾壶、钵、碗、砚等陶瓷器外，福州、南安六朝晚期墓多出青瓷插器，子母盏盘和动物形虎子，苍梧晋墓所出仪仗俑，融安齐梁墓所出滑石明器，建瓯梁墓和广州六朝晚期墓所出附有女厨俑的陶灶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些墓葬在结构和随葬品方面的特点，有不少与和闽广相邻的赣湘两地的六朝墓有一定联系。此外，英德、曲江的齐墓中，发现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9～484)所铸的银币，反映出5世纪后期经南海溯北江北上的这条交通路线的繁荣。

四川、贵州、云南发现的蜀晋南朝墓葬的地点颇为分散，较重要的有自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广元绵阳的崖墓、贵州清镇、平坝的石板墓、云南姚安砖石合砌墓和昭通的石室墓。

成都、西昌发现的砖室墓多中小型长方形单室墓，早期有少数长9米以上的大型多室墓。 随葬品蜀汉时多存汉制，有一般陶器和陶俑、水田明器以及少量铜器;彭县墓中还嵌有各种生产内容的画像砖，彭县、西昌墓中还有君车出行砖。广元绵阳间崖墓多长方形单室，也有并列墓室前附同一前室的。蜀汉时期墓多陶器；晋墓瓷器增多，有盘口壶、钵、唾壶等；南朝墓瓷器种类和形态的变化与长江中下游墓相似。

贵州清镇、平坝多小型石板墓，蜀汉西晋墓的随葬品与四川接近；东晋以后的随葬器物多与两广近似。

云南的发现集中在当时云南郡治的姚安和朱提郡治的昭通。 姚安发现的咸宁四年(278)大中大夫李某砖石合砌的大型墓，随葬品有具地方特点的附把陶杯和绳纹陶仓；也有和四川蜀汉墓所出相似的铜釜、陶瓿和铜斗。昭通发现的盝顶方形壁画石室墓，墓内有墨书题记（见昭通晋墓），此墓形制和部分壁画内容与两晋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大中型墓颇为类似。

吴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青瓷窑址，多分布在渐江和江苏靠近渐江的个别地点。

渐 瓷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所谓龙窑。上虞鞍山吴窑保存完整，全长13.32米，宽2.1～2.4米，由前部半圆形火膛、中部长 10.29米有倾斜度的券顶窑床和后部6个排烟孔所组成。上虞帐子山发现的晋代残窑，窑床内保存的窑具自前向后排列有序。这个现象表明该窑已充分利用了窑床后部，因而有人推测当时有可能解决了龙窑分段烧成的问题。所以，丽水吕布坑发现的南朝窑已向装烧面积加大、窑室券顶跨度缩小的窄长形式发展。我国南方系统的窑室──龙窑，从南朝时期就开始走向定型化。

南邻渐江的江苏宜兴丁蜀镇一带，发现多处西晋时期的长形瓷窑址，出土的窑具有柱状、覆盆状的窑座和齿口钵状的窑垫。烧造的碗、钵、洗、罐等，多压印网纹装饰带，因此有人认为宜兴周氏墓群随葬的有网纹带饰的青瓷器即是这里的产品。丁蜀镇东北的大浦，是太湖西岸的重要港口，附近曾发现满盛丁蜀均山所烧青瓷器的沉船，可见这里的产品当时还大量向外地输出。

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都城建业──建康城和湖北鄂城的吴王城。

建康城在地面上几无遗存，过去有人拟建康宫城位于南京工学院西侧进香河和东侧珍珠河之间。南京工学院曾多次发现莲花瓦当和唐以前琉璃瓦件，推测是东晋以来宫廷建筑的遗物。近年于明代钟阜门西发现明内城城墙下压着一段较早的夯土城垣，有人估计这是南朝建康城北垣的遗迹。从这些零散资料，还难以推测建康城的轮廓。

吴王城即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的武昌城，其遗址在今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墙夯筑，平面略作矩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现存长度约600米，北垣约已沦入长江中，南垣和东垣南段保存较好，墙基宽十余米，夯层中杂有大量汉代灰色绳纹陶片。城内北部原似有子城，约是武昌宫的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郭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再西为武昌港口樊口。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六朝时期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有零散出土的有关遗物和少量的寺院遗迹。

长江中下游自吴末迄东晋的墓葬中，多出附有佛像的器物。 现知最早的一件是湖北武汉市永安五年(262)墓所出镂雕立佛的鎏金带饰。其次有浙江武义、湖北鄂城、湖南长沙等地吴末西晋初墓出土的有坐佛形象的夔凤镜。再次是长江中下游和浙江等地两晋墓中随葬的谷仓罐上出现的佛像。这阶段的佛像，从其所在位置和造型等方面推测，与此后单独雕铸作为供养的佛像意义不同。南方单独雕铸的佛像，现存最早的是刘宋遗物，有四川成都出土的元嘉二年(425)净土变石刻和传世元嘉十四年、二十八年两件释迦鎏金铜坐像。刘宋造像较同时和稍后的中原北方造像为清秀。南朝清秀型造像大约到 5世纪末向庄重端雅发展，四川茂汶所出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佛和弥勒佛石刻可以为例。

南方开窟凿像之风远逊于北朝。南京摄山(栖霞山)永明二年迄梁天监十年(484～511)营造的无量寿佛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永明四年创建面璞、开监十五年竣工的弥勒佛，是仅知的两处南朝大龛。两大龛原皆前接木建殿阁。主像和外观均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有别。南方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龛，但已发现的寺院遗迹甚少，较重要的一处是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该地先后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萧梁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孙益州刺史萧范所造螺发、着通肩大衣的释迦立像，可以视作南朝后期佛像的典型（见成都万佛寺石造像）。梁像中有较多的形象组合复杂的造像石龛，有的龛背镌刻祈求往生西方无量寿国的铭文。南朝佛教造像突出无量寿佛和弥勒佛，反映出人们对西方净土的祈求和对弥勒成佛后世间安宁的向往。这和当时中原北方重禅观，着意于自身的解脱，因而流行雕塑释迦和弥勒菩萨等形象有所不同。四川广元古栈道的崖面上多凿窟龛，较早的窟龛造像与中原北魏晚期石窟类似。皇泽寺第9窟具有代表性，窟形和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极为接近（见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所以，这里的窟龛造像应属中原地区的系统，与江浙一带南方地区的窟龛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北地区指辽河以东，鸭绿江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考古发现有魏晋十六国墓葬和高句丽遗迹。

北自沈阳，南迄旅大，都发现了魏晋时期的墓葬。辽阳以北多砖室墓，辽阳附近多石板墓，旅大地区多小石板墓。

辽阳是平州和辽东郡治所在，附近多平顶石板墓，类型复杂。有砌出前中后三室的较大型墓；有砌出前后两室的中型墓；也有只具棺室的小型墓。前两种有壁画，前室左右都各砌一大一小的耳室，大耳室壁绘墓主人饮宴，小耳室壁绘庖厨、马厩；砌出三室的，其后室壁绘庭院楼阁，前中室壁画无存，按当地汉末壁画之例，推知前室壁绘伎乐百戏，中室壁绘墓主人出行。小型墓无壁画。三类墓共出的器物，多装饰品，有钗、环、镯和两端作叉形的铜饰件；陶器多粗厚的罐、钵；还有两端上翘的石灰枕。大中型墓有陶明器如井、灶、俎和圆案、耳杯、豆、长劲瓶等。三道壕发现的一座小型墓中，曾出有太康二年(281) 纪年铭的瓦当。上王家村一座较晚的前后两室墓，前室砌出抹角叠砌式的石板平顶；耳室壁绘墓主人右手执麈尾，端坐于后列曲屏的方榻上，方榻上绘顶饰莲花的朱帐；随葬器物有陶盘、铁镜和南方地区烧造的青瓷虎子，这座墓的时间大约已晚到十六国时期。

沈阳东郊发现的券顶砖室墓有前后两室和三室连建两种，随葬器物中有辽阳石板墓中常见的石灰枕和两端作叉形的铜饰件，后者也常见于中原晋墓，常见于中原晋墓的还有釉陶小罐、位至三公镜、铁镜和盒、奁等漆器。

旅大营城子小石板墓多叠涩收顶，石板间用贝壳灰粘合，有前后两室和后室分砌左右室两种，随葬品多陶器，有罐、长劲瓶、圆案、耳杯和井、灶、俎、仓之类的明器，还有少量铜镜和剪轮五铢铜钱。

主要遗迹分布在长白山脉南段以南，以桓仁为中心的浑江流域和以集安为中心的鸭绿江北岸。长白山脉以北多高句丽晚期遗迹。高句丽遗迹可分城址、墓葬两大类。

有山城址与平原城址两种。山城多因山势修建，形制不规整，桓仁五女山城可能是高句丽较早的城址。该城西连悬崖，东、南、北三面城垣皆以自然石板堆砌。209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即今集安县城西北的山城子山城。该城内外侧皆垒砌经过人工修治整齐的长方形巨大石块，内低外高，中填河卵石，城平面略做椭圆形，周12里。在集安北面通向辽东的两处关隘附近的山上，都发现了城址，这显然是卫护都城的山城。散布在长白山脉西北侧，南自金县沿海的大和尚山城，东北经复县、辽阳、抚顺、西丰、辽源等地，以迄吉林龙潭山城一线的山城和在长白山南麓南通平壤的要冲凤城东南发现的乌骨城址，都是4～5世纪以后，高句丽晚期山城的遗迹。

平原城址发现较少。集安山城子山城东南的国内城址，是典型的一处。今集安县城即因国内城修建，县城北垣犹存当时的规整的石垣。该城略作方形，每面里余，城内中部以北多出础石、兽面或莲花纹瓦当和残瓦，可能是高句丽王室建筑的遗迹。城东郊发现的出有石础、瓦当和各种残瓦的大型建筑址，大约也是王室建筑的遗存。

高句丽墓葬一般建在地面上，有积石墓和壁画石室墓两种。桓仁地区的积石墓群排列有序，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石块砌建和封顶，随葬品有陶罐、陶壶、铁刀、铁矛、铁镞、铁马具、鎏金铜饰片和银镯等。集安有类似桓仁地区的积石墓群；也有单独存在的用修琢整齐的巨大石块砌建的大型积石墓，其中有宽敞墓园的，应是高句丽王室墓葬。集安积石墓多随葬陶器、釉陶器和鎏金铜马具。积石墓的年代，可以上及汉代，下迄6世纪。壁画石室墓多分布在集安洞沟附近，外封黄土，内石砌方形墓室。其中时代较早的，墓室作叠涩穹窿顶，壁画以墓主人生活为主要内容；时代较晚的为叠涩盝顶或抹角叠砌式顶，壁画出现供养佛像的画面和以莲花、四神为主要内容。壁画石室墓多出黄釉陶器、鎏金铜马具、金饰件等。这类墓大多是高句丽王室贵族的墓葬。其年代约始于4世纪，最晚的下限可能到7世纪初期（见集安高句丽壁画墓）。

北方地区指嫩江、辽河以西，长城以北，西迄新疆以东的广大地区。本区域内主要的考古发现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和魏晋墓葬。前者有被推测为鲜卑的墓葬、遗址和北魏的遗迹，还有匈奴族的遗迹；后者多集中在甘肃西部的酒泉、敦煌一带。北方地区还保存不少北魏以来的佛教遗迹。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里河镇嘎仙洞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告祭祖先石室铭，一般据以推论拓跋鲜卑早期游牧地点在大兴安岭北端东侧嫩江支流甘河上游一带。

在嘎仙洞西南约千里的满洲里东札赉诺尔发现的大约1世纪的墓群，有人推测是《魏书·序记》所记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时期的遗迹。该墓群绝大部分是竖穴桦木棺单人葬，葬式皆仰身直肢，头向北。棺外两侧或棺盖上，或棺前端小龛内置马头或牛、羊头。棺内外散置蹄骨。有的棺底还出有一列羊距骨。随葬器物有手制大口陶罐、小杯和轮制小罐，有骨制弭、镞、鸣镝、锥、衔、扣，有高足铜、铜钏、铜带饰，有铁制镞、环首刀、矛和各种珠饰，还出有来自中原地区的规矩镜、漆奁和织出“如意”二字的锦片等。

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北，沿乌尔吉木伦河上游的南杨家营子发现的居住址和墓群，出有与札赉诺尔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小杯，骨制的弭、镞。墓葬也多是竖穴木棺单人仰身直肢葬。殉牲也用马、羊的头、蹄，也出现用途不详的羊距骨。以上表明此外遗迹与札赉诺尔关系密切，但陶器、骨器的制作较札赉诺尔为精细。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可知其时代较札赉诺尔为晚。因此，估计南杨家营子遗迹有可能是拓跋鲜卑从千余里外的大泽南迁途中所遗留。据《魏书》记载，此后拓跋继续南移，“始居匈奴之故地”，即今戈壁之南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恰在河套东部乌兰察布盟发现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遗址可相互联系的两处墓群。一处位于集宁北、土牧尔台西南的二兰虎沟，一处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的东北方。前者出有与南杨家营子相似的手制陶壶和陶铃、与札赉诺尔相似的铜和三鹿纹铜牌饰。后者出有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和铜钏，与札赉诺尔相似的双耳陶钵。这两处墓群均为竖穴仰身直肢葬。二兰虎沟墓出有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的长宜子孙镜，百灵庙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钱。这两处墓群有可能是拓跋鲜卑迁移到匈奴故地初期的遗迹。

最早发现的是札赉诺尔东南的完工墓葬，近年又在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以东以南发现了不少处与完工和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相类似的遗迹。完工墓葬位于札赉诺尔东南约40公里的海拉尔河南岸，多为坚穴土圹桦木椁的丛葬墓。这种丛葬墓有两种形式:一种如1号墓。该墓下层发现26具人骨，位于墓内北部头向西北的一具仰身直肢骨架，左侧置石、骨镞，西侧排一列陶器，头部附近出有一件牛角状器，显然是1号墓的主要入葬者。其余25具不同性别的人骨，姿态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而且多肢体分离，很可能是早亡后迁来的二次葬。该墓上部出有牛、马头骨，墓内还殉牛8头、马10匹和狗3只。另一种丛葬墓，在桦木椁内仰身直肢的骨架排列有序，随葬器物置于头、脚两侧，殉牲置于椁上。出土的陶器有各种手制陶壶和鸭形陶器；骨器有弭、镞、鸣镝、锥、匕等；还有石镞、铁镞、铁刀、铁环和铜带饰、镂孔铜铃以及各种珠饰；此外，还有来自汉族地区的陶鬲、丝麻织物和漆器残片。从葬制和随葬器物观察，完工墓葬较札赉诺尔墓葬为早，但又与之有较多联系。因此，有人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类型的遗迹。

近年在完工和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的东南方发现了不少处这两种类型遗迹相邻近的情况。如海拉尔河支流伊敏河西岸发现的墓葬所出双耳陶壶、扁平棱骨镞等都与完工墓葬的同类器物极为近似；而伊敏河东岸的墓葬头部设龛置牛或马、羊头和随葬的大口陶罐、三棱骨镞等又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葬的情况接近。如洮儿河北岸白城子曾出有完工墓葬随葬的鸭形陶器；而洮儿河下游南岸大安鱼场墓地又出有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葬相似的大口陶罐、小陶杯、三棱骨镞等。又如呼林河南岸通榆墓葬出有与完工墓葬相似的手制陶壶、鸭形陶器、镂孔铜铃；而科尔沁右翼中旗附近沿呼林河中游两岸曾多次发现和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葬相近的大口陶罐。此外，赤峰、朝阳曾发现与完工墓葬相似的鸭形陶器，嫩江下游曾发现与札赉诺尔相似的遗物。看来，在洮儿河和呼林河以东以南，上述两种类型遗迹相互邻近的现象已不明显。这两种可能属于同一系统不同类型的遗迹，有人认为如果不是简单的先后承袭关系，他们在族属上也应是极为密切的，有可能是一个大族属的不同分支的遗迹。如再从时间和地域上考虑，可以推测他们大约都是文献记载的鲜卑这一系统的遗迹。

分布在辽西大凌河中下游的石椁墓，被推测为慕容鲜卑的遗迹。辽宁义县保安寺村发现的石椁墓，时间较早，椁内置用铁钉的木棺，随葬品除陶器外，有金银饰品，其中三鹿纹金饰牌构图与札赉诺尔、二兰虎沟所出的铜饰牌极为相似，可反映出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间的联系。辽宁北票房身村发现的石椁墓群，石椁有大小之别，随葬品一般有轮制陶罐、漆器、铜镜和金饰，同出有环铜钱，时间约在3至4世纪。较大的石椁内置铁钉木棺，金饰较多，有缀悬可以摆动的金环、金片的金花冠饰，有人认为文献记载慕容氏上层喜戴的“步摇冠”，大约即附有这种冠饰。

3世纪中期以后，大批汉族人逃亡到辽西，他们与慕容鲜卑杂居，“遂同夷俗”（《魏书·海夷冯跋传》）。朝阳姚金沟村发现的后燕建兴十年(396)昌黎太守崔遹墓和北票将军山发现的北燕王室冯氏墓群，都使用了这里流行的石椁墓制。从已发掘的冯素弗墓，可以看到更为浓厚的鲜卑习俗。但该墓也显示出较多的汉文化传统。墓中还出土5件罗马玻璃器，大约是经过北方柔然领域传来的，可以推知5世纪初北方草原一线在东西交通路线中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明确的北魏遗迹多发现在内蒙古大青山以北，南迄山西大同一带。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始祖神元帝力微入居塞上。258年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迄道武帝天兴元年(399)又迁都平城，拓跋氏的活动中心多在盛乐一带。盛乐故城为汉定襄郡成乐县址，该城址位于今呼和浩特东南和林格尔北10公里，平面略呈方形，接北垣建郭城。城内除汉代遗物外，多出北魏瓦件和铁制农具、兵器以及大量的牲畜骨骸和骨器。这些汉以后遗物的年代，虽然不能肯定都在5世纪以前，但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拓跋长期重视盛乐的物证。盛乐城东凉城小坝子滩曾发现一处金银器窖藏，出土一批兽纹金饰和驼纽“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重要遗物。金饰中的一件透雕四兽纹样的牌饰，背面刻出“猗金”三字， 猗即神元帝力微孙猗（桓帝），明确了这批遗物的所属。

盛乐城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西河子也曾发现一批金饰件，工艺水平较凉城金饰牌为高。有用细金丝编织长128厘米的管状龙形链饰;有上植多歧鹿角状的马头形冠饰，鹿角与马耳的尖端缀悬桃形金片。这种金饰件上都嵌有白、蓝、绿等色的玻璃小片。马头形冠饰上的桃形金片形状与作用，都和北票房身村慕容氏墓葬所出步摇冠饰相似，估计这批金饰件的年代，相当于3～4世纪的西晋晚期。拓跋居塞上后，亦用步摇装饰，这是前所未闻的新资料。

盛乐城东南40公里的美岱村发现大约是 4世纪末的拓跋贵族的砖室墓群，随葬器物主要有细泥轮制陶器，斗、勺、灯等铜器，漆耳杯，漆鞘铁刀和较多的铜钱，这些都已和当时中原汉族墓葬没有太大的差异。但随葬品中保存了与札赉诺尔、二兰虎沟墓葬相似的铜；与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墓葬相似的铜铃；墓中还出有铜制的羊距骨，这应是拓跋鲜卑墓葬中常见的羊距骨的仿制品。此外，一座墓内还附葬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同样形制的护军铜虎符过去曾在平城遗址中发现。

平城自398年至495年为北魏都城，其遗址在今大同市城区及其附近。历年在大同城北迄车站一带发现北魏捺印花纹的灰黑色陶片、大瓦和“富贵万岁”、“忠贤贵永”瓦当，车站东北还出有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这些遗物表明，这个区域有可能是宫城、衙署的范围。大同东南郊出有雕刻精致的石砚、银器、铜器以及成批的鎏金铜具，还发现有排成一列方形础石的建筑遗址，应是平城南部的一处宅第遗址。平城附近多北魏砖室墓，有具前后室和二重石门的大型墓，如大同北方山永固陵和形制略小一点的发现在大同东南郊的司马金龙墓。永固陵前有思远灵图遗址，是现知在墓地建佛寺的最早实例；司马金龙墓出土陶、木俑300多件，为研究5世纪后期墓俑，提供了典型资料。中型墓多发现在大同西郊，如501年的封和突墓。该墓为弧方形单室，前附长甬道，木棺顺置墓室中部，棺前置陶瓷器，墓室角隅置石灯，圆首墓志竖置于墓室前方右侧。墓中出有银耳杯、高足杯和鎏金银盘各一件。鎏金银盘内心锤鍱出伊朗人执矛猎野猪的图像，是一件罕见的波斯萨珊朝银器。

和大同中型墓类似的墓葬，也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内蒙古大学附近的一座，出有与美岱村拓跋贵族墓相似的陶罐，但同出的陶俑又与司马金龙墓接近，因此推测它是较司马金龙墓为早的拓跋贵族墓葬。该墓用漆棺，并出土一批中原流行的陶仓、井、碓、磨、灶等庖厨明器和陶牛车。以上情况可以反映出北魏迁洛以前，远在大青山下的墓葬即已显示出浓厚的汉化现象。

呼和浩特北傍大青山，大青山南北麓分布有较多的北魏小型城址。呼和浩特西北5公里的坝口子村土城，有人考证是有名的白道城址，城内发现北魏晚期石佛背光残片，还发现了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一世(531～579)的银币。白道城是大青山诸军镇的后方据点。已发现的军镇城址，可初步考定的，有位于乌兰察布盟内武川县西南的武川镇城址（乌兰不浪土城梁）、四子王旗乌兰花的抚冥镇城址（土城子）、察哈尔右翼后旗的柔玄镇城址（白音察干古城），有位于巴彦淖尔盟内乌拉特前旗的沃野镇城址（苏独仓根场古城）和包头市固阳县的怀朔镇城址（白灵淖库伦古城）。另外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石子湾也发现一处军镇城址。这些军镇城址，有的只设南门，或南北门，城内的主要防区都遗有高大台基。镇城之北或增建郭城，或阻有河流；有的还建有与镇城相呼应的外围据点，它们专重北防的目的性是非常清楚的。

现各发现城址一处。 4世纪末，游牧于朔方一带的匈奴、鲜卑诸部，在南匈奴遗族赫连勃勃统率下，逐渐强大，407年勃勃建号大夏，413年因汉奢延城改筑都城统万。统万城址在今陕西靖边县城北55公里处，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西城和郭城都用略带青灰色的夯土版筑。东城系后建，所以西城即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城垣外侧建马面，四隅的角楼台基用加宽作法，城内中部偏南，残存高约10米、平面长方形的建筑台基一处，附近出有花纹方砖和大瓦，约是大夏宫殿的遗址。郭城南北垣情况不详，而东西垣相距10里，可知其面积相当宽广，但其中可肯定为大夏时期的遗物却极为稀少，当是勃勃建都后仍没有改变畜牧经济的缘故。

吐谷浑原是慕容鲜卑的一支，3世纪末西迁，6世纪于青海湖西岸建都城伏俟城，其遗址即今青海共和县铁卜卡古城。该城有用砾石叠砌的长方形外郭，东西宽约1400米，北垣已毁，长度不详，郭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长、宽近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一门，开在东壁，城内就西垣建方形台基，约是宫殿所在。台基向东有街道直通城门，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据《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这既说明了古城地面遗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出西徙青海的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仍以随水草畜牧为主。伏俟城西通若羌，东联西宁、兰州，5～6世纪吐谷浑又西据今新疆境内“丝路”的南道，因此，祁连山南的中西交通线曾兴盛一时。西宁旧城内曾发现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后来蒐集到的76枚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所铸，可以认为这批银币是5～6世纪经过伏俟城附近的中西交通线往还频繁的证物。

甘肃西端酒泉、嘉峪关和敦煌一带，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多分布在戈壁滩上，墓冢多由砾石堆成，排列有序的墓冢的四周，还保留有砾石堆砌的方形茔域围墙的遗迹。茔域内的墓葬，多于砾岩中挖凿洞室，大中型墓还在洞室内砌砖室。酒泉、嘉峪关多大中型墓，敦煌多中小型墓，两地魏西晋墓和西晋末十六国墓区别较大。

魏西晋墓有具前、中、后三室的大型墓，较多的是前后双室的中型墓。这两种砖室墓，墓门拱券之上砌出有建筑雕饰和彩绘的高门楼，墓室多附有耳室，嘉峪关墓墓室壁面多嵌砌画砖或绘小幅壁画，主要内容有墓主人宴饮、厨事和庄园耕牧、采桑、打场等生产场面，以及坞壁的形象等（见彩图）嘉峪关新城1号墓，墓主人持扇坐榻上，侧有“段清”榜题，该墓随葬陶器、铜铁镜等都与中原魏晋墓相似，还出有剪轮五铢铜钱，是酒泉一带魏西晋墓的典型实例。敦煌佛爷庙发现的翟宗盈墓，墓室无壁画，画砖也只嵌砌在高门楼上，但高门楼上还有较复杂的建筑雕饰，随葬品多陶器，所出长方形陶槅与中原魏西晋墓相近。

西晋末十六国墓，酒泉丁家闸曾发现具有前后室的中型砖室墓，无耳室，墓门上方的门楼低矮，只有简略的彩绘。墓室壁画除与前期内容近似者外，出现了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神兽和各种云气纹样，墓主人持塵尾坐榻上，前置凭几，上绘曲柄盖，与前期简单的墓主人形象不同。随葬器物除陶器外有铁镜、铜饰、铜钱和漆盒、石砚等。敦煌多单室洞室墓，无壁画；较大的洞室墓除陶器外，还随葬有蝉纹金饰片、铜饰、铜钱、铁剪和云母片等；较小的洞室墓随葬品只存有陶器、铁镜和少量铜钱。

北方地区的佛教遗迹主要是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

石窟寺院主要分布在河西、雁北两区。重要的石窟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见彩图）、肃南金塔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最东边的一处是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西区多塑像、壁画，大同、义县石窟皆石雕。北方地区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天梯山下层塔庙窟──第1窟，该窟下层壁画多存中亚风貌，有可能是北凉沮渠氏割据凉州时期(401～439)的遗迹。除天梯山外，各地现存石窟多北魏复法(452) 以后所开凿。石窟的种类有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禅窟和禅窟群。依据各类窟形制和造像的变化，可分4期。第一期约当北魏复法之初，第二期为孝文帝迁洛以前，第三期为迁洛以后迄西魏，第四期是北周时期。第一期石窟主要是椭圆形平面的大像窟，高大的主像雄据窟内，如云冈昙曜五窟。主要造像是三佛，其中未来佛──弥勒，多作交脚菩萨的形象。第二期大像窟减少，多佛殿窟和塔庙窟。佛殿窟多作方形或长方形平面。有的设有前室。窟内后壁前置主像，也有的开大龛内设主像，主像的题材多释迦或弥勒，也有释迦多宝对坐像。左、右、前三壁流行上下多栏式的布局，有的上下诸栏排列佛龛，有的上栏开龛、下栏作长卷分格形式的雕绘。其内容多本生或佛传，也有维摩文殊。较晚出现了七佛和作出斗栱的屋顶龛，窟口有的雕出简单的窟檐。塔庙窟中建方形多层四面开龛的塔柱，四壁布局略同佛殿窟的左、右、前壁。佛殿窟、塔庙窟这时都盛行双窟的布局。第一、二两期石窟，以位于北魏都城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为典型，当时其他地点开窟造像大多受到云冈样式的影响，远在河西的敦煌莫高窟似乎也不例外。第二期还出现了大型禅窟和较小的禅窟群，禅窟一般少雕饰，其主像无论云冈、莫高，均多交脚的弥勒形象。第三期佛殿窟流行后壁开龛和三壁三龛式的方形平面，出现了满布千佛的佛殿窟。塔庙窟塔柱层数增多；又有由多层向单层发展的趋势。出现与佛殿窟布置相似的小型禅窟和禅窟群，前者如云冈第38窟；后者除附设禅室外，几与方形的佛殿窟无殊，如莫高窟第285窟。第三期各类窟的主要造像题材与二期相似，但流行了较大面积的千佛布局，个别窟出现了无量寿佛；在人物造型方面，第三期与以前有较大的差别，秀骨清像的出现和褒衣博带的流行，是它突出的时代特征。第四期石窟多分布在莫高窟，主要是后壁开龛的方形佛殿窟；少数塔庙窟单层塔柱，四面各开一龛。造像题材变化不大，千佛和佛传数量增多，有的布置到窟顶；个别洞窟出现涅槃像和卢舍那佛。人物形象向 发展。龙门宾阳洞的一佛二徒弟二菩萨的组合，这时才在莫高窟第439窟主龛和第290窟、第428窟塔柱正面龛中出现。酒泉、大同和内蒙古固阳都曾发现较重要的佛寺遗迹。酒泉石佛寺湾子遗迹前后出土北凉时期的大覆钵粗相轮式的圆形小石塔7件，其中较完整的是承玄元年(428)造“释迦文尼得道塔”。该塔台基下部线雕供养菩萨、力士，并附有八卦符号，上部环刻《增－阿含·结禁品》中的一段和发愿文；覆钵部分有8龛，内雕七佛和交脚弥勒；相轮最上的盖石有线雕的北斗星座。类似的石塔，敦煌也有发现。这批石塔给我国早期佛塔造型和佛像形象提供了新资料；塔上出现的八卦等线雕，似与我国早期佛教和道术相通有关。大同附近近年发现佛寺遗址多处，重要的有方山永固陵前以佛塔为中心的思远佛寺遗址和大同东门外御河东岸的北魏佛寺遗址。两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佛和菩萨的塑像残体，有的还保存了贴金敷彩的痕迹。内蒙古固阳城库伦古城西北隅发现的北魏遗址中，也出土不少类似的塑像残体，还发现了壁画残片，该古城被考定为卫护平城的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城址。以上三处遗址所出塑像，造型与上述石窟寺院第二期较早阶段的造像相似。看来，北魏建都平城时期，平城附近的佛教寺院，开山凿窟则雕石造像，地上建寺则绘壁塑像，此制为迁洛以后所沿袭。

新疆地区的遗迹和遗物，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若羌、民丰附近和库车、拜城、新和一带。

吐鲁番为中、北两道的枢纽，是新疆地区通向内地的重要地点，附近发现的遗迹，有城址、墓葬和少量的佛教遗迹。

吐鲁番县城东南约50公里的哈拉和卓古城(高昌城)，是魏晋戊己校尉治所、前凉以来的高昌郡治和北魏以来的高昌国都城的遗址。县城西约10公里的雅尔湖古城(交河城)，是汉以来车师前王庭和麹氏高昌时期的交河郡城的遗址。这两处重要城址，由于唐以后的多次改建和自19世纪起的多次破坏，已经辨认不出早期的面貌。但两城外都保留了大批古代墓葬，这批墓葬中属于唐设西州以前的，可分两期：前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和车师墓葬；后期是麹氏高昌墓葬。麹氏高昌始于北魏景明元年(500)，亡于唐贞观十四年(640)。

多分布在哈拉和卓古城之北的哈拉和卓和西北的阿斯塔那两地。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墓，出有晋泰始九年(273)买棺木券。 最晚的出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0)残文书，当是阚氏高昌时期的墓葬。 这些墓大都前设斜坡墓道，墓道后凿洞室墓室。墓室有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方梯形两种，均长3米左右。方形墓有的附耳室，两种墓室的室顶多作盝顶。少数方形墓中绘有壁画，内容有墓主人席地坐像，有厨事、出行、耕牧、果园、葡萄园和日月等形象。葬具多用木棺，棺盖作两坡式；有的用铺芦柴的梯架式的葬具。时代较晚的多无葬具，遗体横陈在后壁前。随葬品多置棺前或遗体头部附近。时代较早的多木器，有盘、耳杯、碗、勺、灯座、衣架，有的还有彩绘木俑和木马、木牛车。时代较晚的多改用陶器，有盘、碗、壶、罐、釜、甑、灯等，部分陶器外壁出现彩绘的莲瓣纹饰。时代较晚的出现了“代人”木牌。纺织品多麻、毛、棉织物和单色绢，较早尚有刺绣、锦和织成履，较晚则多出纹缬和蜡缬的绢片。此外出土有漆器和五铢钱等。纸质的衣物券有的被保存下来。还发现较小的竖穴土圹墓，这类墓个别用棺，多数用破毡、柴草捆裹入葬，一般没有随葬品，有的仅有罐、碗、盘之类的陶器。墓葬类型差别显著，和内地相似。较大的方形墓壁画内容与酒泉魏晋墓接近，随葬品中如木制器皿、明器和丝织品，也和酒泉魏晋墓、武威东汉晚期墓类似。以上情况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大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高昌直接、间接为凉州所属的历史事实。

车师人墓葬分布在雅尔湖古城北，多为西北、东南向的竖穴，头向西北，直卧穴底，无葬具。随葬带把陶杯或一浅陶钵，有的有内置双杯的盘形钵。杯钵多手制，器体厚重，陶质含砂，器底有熏痕，显然都是直接触火供烧烤的器皿。有的墓还出兽形铜环和铜片。这类墓出土的带有莲瓣装饰的陶钵和上述与西晋时期流行的一盘两耳杯相类似的钵杯组合，似可说明这类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迟到北朝以后。这类墓的形制和随葬品差别不大，反映当时居民贫富分化还不显著，与哈拉和卓古城北大小贫富相差悬殊的墓葬相比，清楚地有着族别的不同。文献记载这里是车师前王庭所在地，推测这类墓即是“有城郭田畜”（《汉书·西域传》上）的车师人的墓葬。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遍布于哈拉和卓古城北和雅尔湖古城西、南两面，它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较大的不同处，是较普遍地出现了家族茔地，即多为两座以上以至数十座排列有序的墓葬群。每个墓群有砾石围墙。这种家族墓地说明麹氏高昌一些豪宗大族世代相继地控制着这里的 。这类墓地中的墓葬，形制略同前期较大的方形墓，但耳室渐趋消失，室顶渐趋平圆，四壁出现了外凸的弧线。由于墓道后侧出现记录墓主人姓名、官职和入葬年月的墓表，可据此了解麹氏高昌纪元的顺序；了解高昌各茔域内墓葬排列的一般规律和按姓氏排列的特殊规律；同时还知道一墓兴建后，可以继续入葬，有的前后相距竟长达三、四十年。此外，又大体明白了高昌官制，为识别高昌墓葬的等级差别提供了重要根据。高昌墓葬的等级差别反映在墓葬形制上较为清楚。高昌第2级官吏的墓室，平面方形，边长4米左右，自第3级以下，则以长3米左右前窄后宽的方梯形墓室为多。葬仪和随葬品似乎没有明显不同，但和前期相比，木棺稀见。墓室中出现了粉饰的土尸床，有的遗体下部垫苇席，时代较晚的有在死者的眼上置波斯银币，口中含波斯银币或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墓室顶或遗体上钉悬或铺盖大幅绢地的伏羲女娲彩绘像，有的墓壁还悬挂绢质的壁衣。丝织品中较多地出现了6世纪中叶以后中原织造的锦、绮之类的高级织物。流行随葬小型的非实用的绢制冥衣和卧具。这时出现了一种帽套式的绢制面衣，面衣前部缀饰一块长约2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织锦，织锦下面相当眼的部位，缝缀了一片铅质的“眼罩”。陶器质量粗劣，形体变小，但种类数量显著增多。陶器外壁彩绘规整的仰覆莲瓣纹装饰，延昌时期(561～601)之后陶器纹饰开始简化，制作更加粗糙。罐、瓿之属向高发展，小型陶器如碗、盏、灯之类增多。出现了“高昌吉利”铜钱，还出现了纸钱和蒲草俑。一些高昌墓中还发现了完整和剪残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提供了高昌生产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资料。一座较晚的高昌墓中还发现了一件粟特文书，它大约可作为高昌文字“兼用胡书”（《周书·高昌传》）的物证。

哈拉和卓古城附近的古塔和城东吐峪沟石窟中曾发现不少3世纪和5～6世纪的写经。约从5世纪起，各族统治集团在吐鲁番地区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上述写经中出现多卷沮渠安周称凉王时(444～460)的供奉物，即是一例。沮渠安周不仅写经，从原存哈拉和卓古城内的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寺碑》中，还知他在高昌兴建尊崇弥勒的佛寺。460年，沮渠氏为柔然破灭之后，在柔然控制下的高昌统治者继续奉行佛教，所以吐鲁番附近曾出土有柔然永康五年的写经。吐峪沟石窟东南区第4窟是吐鲁番地区早期洞窟之一，壁画上的汉文榜题的字体和5世纪迄6世纪初的写经相仿佛，估计这里早期石窟即开凿于此时。这种早期石窟，其形制有正中设坛的方形窟，也有长方形中立塔柱的塔庙窟。窟内塑像早已毁坏，壁画题材有本生故事和千佛等。石窟形制和壁画内容都与5世纪略晚的龟兹石窟相似，可推测吐峪沟早期石窟与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哈拉和卓古城北柏孜克里克和雅尔湖古城西南交河南岸的山崖间，现存唐以前的塔庙窟和吐峪沟第二期石窟，大约都开凿在麹氏高昌时期。壁画中的千佛逐渐代替了本生故事，窟顶出现彩绘的抹角叠砌式平棊，有人认为这些新因素有可能源于东边的河西诸石窟。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中部以东，属鄯善领域。鄯善遗迹以若羌和民丰附近的发现最为重要。

若羌东北、罗布泊西北有夯土夹红柳芦苇枝筑成的古城址，该城略呈方形，每面长度在327～333.5米之间。城内东北有土塔，塔附近应是寺院遗迹。城西部有大小宅院遗址。城中部偏西南的建筑遗迹规模较大，曾出土丝毛麻织品、铜镜片、铜铁镞、大小五铢铜钱、陶灯、木制用具和各种装饰品，还出土有汉文、佉卢文、粟特文的写在木、绢、纸上的各种文书。汉文文书数量最多，其中有外地寄给西域长史的函件和西域长史府掾属承办的文件。汉文文书纪年最早的是魏嘉平四年(252)，最迟的是前凉沿用的西晋纪元──建兴十八年(330)，可知此城址应是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所在地。城址西北郊有烽燧遗迹，东北郊有墓群分布，北郊有佛寺址。另一处重要遗址位于此城址西南50公里，过去曾被盗掘出 346年左右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4件信稿，信稿中称此地为海头。今天此遗址南濒干涸湖床，海头云者，或因当时此地适位大湖之端而得名。海头遗址西南大约100公里的米兰，有较多的寺院遗址，有雕塑装饰的大型佛殿废墟，有彩绘壁画的圆形佛塔。以上年代不迟于4世纪的鄯善遗迹，大部于20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

若羌西约500多公里的民丰遗址，主要分布于民丰北150公里的尼雅河两岸。 遗址内的建筑遗迹比较分散，成组的建筑多是以多房间的大型居室为主，附近散布着一些窄小的房间。这种布局和成组建筑遗址内等级差别悬殊，反映出当时这里的阶级关系。经过清理的一处大型居址，南北长9.75米，东西宽5.5米。大门后设甬道，通向大厅。大厅内沿壁建有1米宽的土炕，厅中央立木柱，柱下有木础。甬道、大厅的地面和炕上散置佉卢文木牍，炕上发现颜色鲜艳的提花毛织物残片和带羽的残箭杆。在其他一些大型居住址内外，采集到大批木器，有牧畜颈栓、大木篦和木刷，有大小木勺、木俑、木楦头和纺轮；也有少量的金属器如铁镰刀和“长宜子孙”铜镜片、大小五铢钱等；陶器有罐、砚；骨角器有角杯和骨板。另外还发现成堆的粟粒和完整的麦穗、干萝卜、盐块等。过去的盗掘者在这里破坏了不少大型居住址，其中有的有壁面绘卷花图案的大厅；有的居室遗址旁布置了花园，花园里还有已枯干了的桃、苹果、梅、杏等果树和桑树、白杨树。这类居室遗址中，被盗掘者搜掠去的有装有雕刻立狮状腿的残木椅、残六弦琴和织成几何纹样的毛毯等。以上情况显示出这里多品种的农牧生产和各种手工业品的制造，特别是多样的工艺品、建筑技术和雕绘艺术的丰富多采。盗掘者搜掠去的遗物中，最重要的是700多件用佉卢文书写印度俗语的木牍、帛书、羊皮文书和与一部分佉卢文书同出的48枚汉文木简。汉文木简有晋泰始五年(269)纪年，可推知这批佉卢文文书的大致年代。经过研究知道，佉卢文文书都是鄯善的公私文书，有鄯善官吏的公文，有私人往来的函件和契约、簿籍，还有与佛教有关的各种记录。这批文书提供了大约100年间的5个鄯善王的先后顺序，为复原3～4 世纪的鄯善历史找到重要线索。汉文木简有敦煌太守和凉州刺史的文书，有西域长史营转写来的晋朝诏书和晋朝给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 5国国王的诏书的抄件，还有河西州郡行文到这里逮捕犯人的文书和敦煌太守发下的过所以及这里关吏所过录的过所底薄等。这批汉文木简，有力地表明西晋王朝的政令在这里行使有效。

库车、拜城、新和一带是自汉以来的龟兹中心地区，现存的城址和寺院遗址较多。

唐以前的龟兹都城址，即今库车旧城东郊沁色依河东岸的皮朗古城。城夯筑，略作方形，周约7公里。东、北、南三垣保存较好，东垣外侧设马面，间距约40米。乌恰河贯穿古城内，流向西南。城内分布不少高大的夯土基址。位于城中部，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5米、高出地面3.2米的哈拉墩，可能是唐以前的龟兹王宫遗迹。其余基址有的应是古代寺院遗址，有的可能是内城垣的残存部分。据《晋书·西域传》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皮朗古城的三重情况已不能完全辨识，但新和之西的于什加提古城和新和之南的羊达克沁大城都有可能是属于唐以前“城三重”的城址。两城皆夯筑，内城中土阜起伏，当是官衙基址。于什加提古城内城至中城相隔约60余米，中城至外城相隔约240米。羊达克沁大城面积较大，内城周约510米，外城周约3351米。龟兹当时流行三重城，大约既反映内部阶级关系的紧张，又表明外来侵略力量的强大。

自3世纪末起，龟兹迭遭侵犯。5世纪中叶以后又相继役属柔然、哒和突厥。龟兹统治者为了自身安全和统治人民的需要，除兴修坚固的城堡外，还大力乞灵于佛教。龟兹都城内佛寺情况不明，但库车、拜城地区尚存不少石窟寺院，皮朗古城东北有名的雀梨大寺保留了规模颇大的遗址。 7世纪以前开凿的石窟寺院，以拜城克孜尔镇东南的克孜尔石窟数量最多，库车的森木塞姆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也有一定数量（见彩图）。3至6世纪的龟兹石窟大体可分3期:第一期年代大约相当于3至4世纪。这一期石窟多平面近方形、一侧附有甬道的僧房窟，这类窟一般无塑绘。其次是以中心塔柱为界分前后两部分的塔庙窟，塔庙窟塑像早毁，壁画内容前部主要绘因缘、佛传、本生和弥勒菩萨，后部画涅槃。再次是以大立像为界分前后两部分的大像窟，前部多塌毁，只存塑绘痕迹，后部塑绘涅槃。第二期年代大约相当于 5世纪。塔庙窟、大像窟情况略同前期，较晚的塔庙窟中出现卢舍那壁画。僧房窟数量相对减少，但出现大型僧房窟。流行开凿方形窟，方形窟有的类似佛殿，窟中设坛，原置塑像，壁画绘佛传和弥勒菩萨；有的后壁绘高僧，类似讲堂。这一期石窟成组的现象极为明显，典型组窟多以5座塔庙窟为主体。 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6世纪。此期各类窟多有简化的趋势。塔庙窟出现千佛壁画。大像窟后部缩小，有的类似隧道。克孜尔石窟早期僧房窟，这时较多地被改造为塔庙窟、方形窟和长条形小型窟。改造后的各类窟壁画有的绘制千佛。洞窟类型和壁画题材的变化，反映出龟兹佛教逐步复杂化。大约从5世纪末起，大乘教派开始在盛行小乘的龟兹得到发展。石窟数量最多的克孜尔石窟从6世纪后期起，走向衰落;库车地区的石窟，特别是库木吐喇石窟日益繁盛。 4世纪即已著名的雀梨大寺的遗址位于皮朗古城北约13公里苏巴什村北的铜厂河两岸，遗址隔河东西对峙。东寺址主体建筑的东、南、北、三面围墙保存较好，东墙有的部分还存有马面。围墙内自南而北连接有6组建筑遗址，自南第二组以大塔为中心，西壁开一列佛龛，东壁下列4个僧房址。其他5组建筑址，则是环绕佛殿址或塔址列置僧房的遗迹。主体建筑围墙外北部和东部分布着零散存在的大小不一的僧房遗迹。西寺址与东寺址不同处是没有大范围的围墙，西南方有墓地，最北部有僧房窟群。西寺址内有6组以上的建筑遗址，皆位铜厂河西崖上。最南一组外围墙保存较好，平面略呈方形，四隅尚存角楼基址，门开在南壁正中，门外附有方形瓮城，围墙内中部有一方形佛殿遗址。西寺址的各建筑遗迹内，也多僧房遗址，最北端就高起的山坡开凿的僧房窟群，其中较大的一群有十多个僧房，有的僧房窟壁上还保存坐禅高僧的影像。以上东西寺址虽都有唐以来改筑和扩建的遗迹，但都保留了龟兹自古以来流行小乘佛教重禅观、多僧房的突出特点。西寺址西南的墓地分布不少唐以前的僧人墓，近年在一座僧塔左侧发现了洞室墓，室内木棺大部完好，棺上彩绘方菱形边饰并贴附描金缠枝忍冬纹样的素绢，这种忍冬花纹在内地流行的时间是5世纪后期。此处墓地曾多次被盗掘，盗掘者从这里攫去了不少精致的圆形舍利盒。盒木胎，外贴麻布，布上先施彩绘，贴金箔，然后刷油质透明涂料。其中最精工的一件，现存日本东京博物馆，该盒盖上画执箜篌、琵琶、笛等乐器的有翼童子4人，每人外绕连珠圈，珠圈间饰以对禽；盒身外壁绘戎装舞人7人，其中2人着猪头面具，描绘工丽生动。它不仅是龟兹的珍贵工艺品，更重要的是给“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卷一）的龟兹，增添了新的伎乐资料。

约处龟兹西南境外，位于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寺院遗址，曾被盗掘出大批较完整的塑壁、壁画和塑像，寺址附近的墓地，也曾发现圆形舍利盒等遗物。寺址的年代约属4～5世纪，是现知新疆西部重要的一处佛教遗迹。

参考书目

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2。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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