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jindili sixiang
我国古代关于在农业生产中开发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思想。尽地之力包括增加可耕地面积和提高土地单产两方面含义。
充分利用土地作到“地无遗利”，是我国古代在利用土地上的基本指导思想。战国时期随着“重本”论、“富国”论的提出，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思想家、政治家极为关心的问题。早在战国初期，就有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随后秦国商鞅提倡“废井田、开阡陌”、“垦草”和“治莱”，其目的也在于“尽地力”。后世各代学者和农学家，莫不竭力倡导“尽地力”之说。
土地连种与提高单产在充分利用土地的思想指导下，我国从战国时代开始，便采用土地连续利用，力求提高单产的方法。前汉时代，土地连种制已在华北地区定型，并且产生了轮作复种制，间作和混作也开始萌芽。由汉代至魏晋南北朝，轮作复种制有很大的发展。隋唐五代乃至宋元明清，不仅轮作复种制有了更大发展，而且间作套种制也广泛发展起来，从而使土地连种制、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密切结合，构成了一种相当完整的用地体系，而这种用地体系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我国古代尽地力思想不断发展的体现。
用地必须养地积极养地，保证“地力常新”，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古代尽地力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就开始注意养地问题。《礼记·月令》总结了“季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的经验；《孟子》曾提及“百亩之粪”;《荀子》曾倡导“多粪肥田”之说;《周礼》中提出过“土化之法”，郑注说是“化之使美”；《吕氏春秋·任地》提出了“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的土地休闲以恢复地力的原则；西汉赵过倡行“代田法”，以二套更替的方式交替利用地面，使土地轮换休闲以恢复地力。《氾胜之书》注重以“粪泽”施田，称区田“以粪气为美”，“不耕旁地，庶尽地力”；西晋的郭义恭在《广志》中总结了绿肥和水稻轮作复种的经验并提倡绿肥美田、施肥改土的主张;及至宋代，“美田”和“肥田”之法进而发展为“地力常新”之说。陈旉《农书》说：“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在“地力常新”的思想指导下，陈旉将轮作、耕作、施肥等措施的综合运用作为“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基本方法。元代王桢的《农书》专辟粪壤篇，论述施肥改土的理论与技术。他说：“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明清时代，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多施有机肥料是提高地力和改良土壤的有效方法。清代《知本提纲》指出，“地虽瘠薄，常加粪沃，皆可化为良田”，并总结说“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
地力人助指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以投入大量劳动为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尽地力思想的重要内容。《管子》早就指出“地非民不动”，认为土地潜力的开发最终要通过“民尽力”才能实现。《汉书·食货志》论及李悝推行的办法，也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应为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的记载。《吕氏春秋·求人》指出“欲尽地利，至劳也”。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在《论衡》中说，“深耕细锄，原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此外，地力人助还意味着只有善于劳作、改善耕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地之利。荀况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富国》）。《齐民要术》认为善于耕作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作物制宜，只有顺应天时，估量地力，才有可能“用力少而得谷多”，如果“任情返道”，则只会“劳而无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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