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ina yu yanyi de tongyi

[外文]：unity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辩证逻辑的方法之一。归纳是从个别性的前提推出一般性的结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性的；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前提推出个别性的结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性的。在科学研究中，归纳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演绎则是对一般性原理的应用，公理方法（见公理化和形式化）是它的典型方法。辩证逻辑从人的完整的认识过程出发，把认识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并正确把握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从而把两者的统一作为辩证逻辑的一种基本方法。

归纳与演绎通常被看作各自独立的推理形式和方法。这两种方法在各自所运用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见归纳逻辑、演绎逻辑）。但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有其不足之处，这是由归纳与演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归纳如果抛开一般性原理的指导，它就会在经验事实面前失去明确的目的和方向，不知如何进行概括；由归纳所得到的结论如果不由演绎来加以补充，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同样，演绎如果抛开了归纳，则无从获取它所由以出发的前提；由演绎得到的结论也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即通过归纳的经验事实证明演绎结论的真理性。

在哲学和逻辑史上，曾出现过把归纳与演绎互相割裂和对立甚至互相否定的倾向。一些经验论哲学家如F.培根、J.S.密尔等人重归纳而轻演绎；相反，另一些唯理论哲学家如R.笛卡尔、B.斯宾诺莎等人则重演绎而轻归纳。全归纳派和全演绎派则把归纳和演绎完全对立起来，前者只讲归纳而不讲演绎，后者只讲演绎而不讲归纳。这两种倾向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人的完整的认识过程。G.W.F.黑格尔虽然要求从内容上考察归纳与演绎，并联系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对推理进行分类。可是，他也没有真正克服重演绎轻归纳的偏向，有时甚至还贬低归纳的认识作用。只有 主义才真正把归纳与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自然辩证法》第 206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

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是：

（1）归纳与演绎相互联系。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作为演绎前提的一般性原理是通过归纳从经验材料中概括出来的。演绎则为归纳确定研究的目的和方向。归纳的不足需要演绎来补充。因为通过归纳获得的结论总是或然性的，靠它自身既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也无力纠正结论中可能出现的虚假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演绎来弄清楚归纳过程并查明结论的可靠程度。反之，演绎是否符合客观真理，需要通过归纳求得检验，用新的事实来考验演绎，丰富并完善它。

（2）归纳与演绎相互渗透。在人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整个过程中，归纳与演绎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它们前后相继的关系中，而且还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渗透中。归纳包含着演绎的成分，同样，演绎也包含着归纳的成分。在人们实际的思维过程中，“纯归纳”或“纯演绎”都是不存在的。

（3）归纳与演绎相互转化。一方面，由归纳所获得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可以转变成演绎所赖以进行推理的前提；演绎的一般性原理，也可以成为归纳个别性经验材料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归纳与演绎本身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情形，例如，从不完全归纳法向着完全归纳法的发展中，就存在着由归纳向演绎转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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