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zhexueshi shiliaoxue

[外文]：stu s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关于我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使用的科学。它是我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我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可靠根据。

我国历史中有哲学意义的文字记载、文物以及口头传说，是我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就形式而言，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文字史料又分本人著作和他人记录或转述两种；实物史料有甲骨、钟鼎、石鼓等，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凭借实物上的文字才具有哲学史料意义，因此也兼属文字史料；口传史料主要指兄弟民族中流传的哲理性谈话、史诗等。就内容而言，包括具有自然观、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意义的史料。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中，自然观又称宇宙论，是关于“天道”（见天道与人道）或“道体”的学说;认识论又称知识论，是关于“致知”的学说;伦理学又称道德学，是关于伦常、道德的学说；社会历史观是关于“古今之变”的学说。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经学、史学和哲学常常融为一体，不少哲学家通过注释典籍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许多文史典籍和典籍注释也属于我国哲学史的史料。

发掘隐没史料、辑佚、鉴别真伪善否、校勘、训诂等，是我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主要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社会动乱频繁，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文献毁坏遗失了，一些被淹没于书海之中，这就需要发掘。发掘需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地下发掘，一是从书海中发掘。我国古代有以书殉葬的情况，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献，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经法》帛书。地下发掘往往能起到判定时代和鉴定真伪的作用，是我国哲学史史料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书海中发掘史料需要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具体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是泛观博览，第二步是深入研究。泛观博览可以查阅历代图书目录开始，然后查阅历代史籍的有关论述、总集类书、古典注释等，这需要熟悉我国的目录学。我国古代的目录分类始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校书，著有《别录》；刘歆完成父业，著有《七略》，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其中与哲学史料最有关系的是“六艺略”和“诸子略”。《六艺略》基本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诸子略》是先秦以来诸子各家著述分类的总目录。《汉书·艺文志》基本上延续了刘家父子的分类法，是周秦至前汉典籍的总目录。唐代修《隋书》，其中有《经籍志》，改变了《汉书》的作法，把当时所有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把我国的图书分类法推进了一大步。这种分类法一直延续到我国近代。查阅图书目录可以考求失传书的大略，为发现佚书提供线索，也为查阅史籍、类书、古典注释等奠定基础。泛观博览是发掘史料的一种普查工作，要辨别一书的史料价值，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教育、文化思想往往汇于一书之中，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只有经过细心钻研，了解其精义邃旨之后，才能确定其理论价值，辨明有无哲学意义。

一些古代典籍在历史变迁中遗失了，但在遗失之前往往被许多其他书籍引用过，把这些被引用的文句搜集编排起来，可以反映出原书的梗概。这种工作称为“辑佚”。如汉代思想家桓谭的《新论》、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老子注》都已失传，清代有《新论》辑本，我国建立后有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为研究桓谭和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史料。辑佚需要广泛了解各种典籍的内容。要知晓引文的出处，就需要有博览群书的工夫。辑佚还需依据可靠的资料，需要一定的版本学知识。

我国古代有依托他人姓名著述的书，称为"伪书"。要研究一部著作的哲学意义及其社会作用，确定该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很重要，这种工作称为“辨伪”和“证真”。鉴别真伪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从本书内容进行分析，看书中的事实、谥号、避讳、制度、官称、习惯用语、文体等是否符合作者的时代；二是与历史记载相对照，看有无不可圆说的矛盾处。此外，出土文献往往可以起到确证的作用。盲目相信是真品或怀疑一切古书，在鉴别真伪过程中，是容易出现的两种偏向，清代有过疑古之风，不加分析地认为古书皆伪，为真伪的鉴别造成了混乱。具体分析是对待伪书的科学方法。要辨明是全伪还是部分伪、伪在何处、是人名伪还是时代伪，为准确评价该书的价值提供出准确的时代、作者及内容，就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同一著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鉴别是否善本也是史料学的任务之一。善本书的标准大致有：

（1）无删节、无缺页的“足本”；

（2）经专家校勘注释的“精本”：③作者本人的稿本或过录本、初印本。我国建立后，出版过许多古书新印本，其中有些书籍经过精心整理和校释，其使用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向视为珍本的旧刊，在鉴别善本的过程中也需给以重视。

我国木版刻印术发明较早，许多典籍自宋代以来一刻再刻，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或同一版本的不同卷次之间存在着文字差误，需要相互对照，对差误之处进行说明，这项工作称为“校勘”。校勘时需以古本或善本作为底本，具体方法是：

（1）对校法，即以同书的祖本与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即加以说明；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上下文互证，别其异同，辨明谬误原由；

（3）它校法，即与本书有关的其他书籍相对照；

（4）理校法，即详细研究本书的理论体系，从内容条理上进行校正。校勘的目的不仅在于比较各种版本及卷次间文字的同异，更重要的在于判定其间的是非及其致误的缘由，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研究我国哲学史史料，需要精确了解古籍的原意，所以史料学有训诂的任务。“训”、“诂”二字出于最古的辞典《尔雅》。晋代郭璞注《尔雅》说:“释古今之异言曰诂。”宋代邢昺作疏说：“道物之貌以告人曰训。”训诂的基本方法：

（1）广证博考，寻求古训通义。寻求先秦古典字义，要依据《尔雅》、《说文解字》，考查比较重要的古代注解， 如汉代贾逵、 服虔的《左传注》;马融、郑玄的经注;高诱的《淮南子注》等。清代阮元的《经籍纂诂》、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都是重要的参考书。唐宋以后的文章典故增多，可查清人编纂的《佩文韵府》和《辞源》、《辞海》。使用我国哲学史史料，重在了解字义，训诂也是为了说明其意，遇有假借字，只要点明其通用意义即可，一般情况无须寻求本字。

（2）注意本篇文意，力求贯通。我国古字一般都有多义，判定该词在本篇的意义须以上下文意而定，求得上下贯通。

（3）注意旁证和反证，避免主观臆断。判断一词的意义，除了主要证据之外，还须有旁证，避免以孤证下判断。同时要注意是否有反证，一个确凿的反证就足以推翻某一结论。对于似是而非的反证也须加以分析和说明。力求以证定论，避免想当然。

实事求是是从事我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博览群书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和历史的观点至关重要。一个证据可证的范围有一定限度，不随意扩大，也不随意缩小；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证据不足时不轻下判断，这是从事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科学态度。我国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待史料，不用其他时代的思想和观点去涂改史料，不把后人的思想观点灌注于前人留下的史料中。

我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学科，是在我国建立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前人在发掘、辑佚、鉴别、校勘和训诂各个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mō索出了一些规律，为形成科学的史料学奠定了基础。随着 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我国哲学史界的学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分析、比较和再研究，探求我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汇集和系统介绍我国历代哲学史料，并已有所著述，使其越来越成为我国哲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学科之一。

参考书目

冯友兰：《我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张岱年：《我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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