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unqiu Zhanguo shiqi zhengzhi sixiang

[外文]：Political thought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of China

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

从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雒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我国为止，持续了5个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从鲁初税亩起，至秦商鞅变法，“裂井田，开阡陌”，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周王室东迁以后，失去了控制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公元前5世纪中叶，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了七雄并立局面，大国争霸进而演变为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社会的动荡中，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在加速。随着战争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日趋解体。奴隶主贵族日益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春秋末年，学在官府的格局被冲破了。孔丘“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形成私人办学的风气。至战国时期，士人成为较为稳固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为政治思想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法家是战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导变法，发展耕战事业，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法、术、势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韩非，其中商鞅重视法治，申不害偏重于君主对于权术的运用，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晚于他们的韩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恶、法古师令，以及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

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理论。但是，它们对于君主、民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等级结构的根本保证。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伦理政治。法家主张实行法治。他们认为法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他们还强调“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原则。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罚，靠 治国，他们信奉的是“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政治哲学。他们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法治原则，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他们所倡导的法治原则和他们所倡导的君主 原则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所提倡的法治，实际上是强权政治。道家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一方面认为圣人治天下就是乱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政治，使臣民无知无欲，安于被统治的地位。

人性问题是春秋战国思想家论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孟轲认为人性善，它根源于“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孟子·尽心上》)的良知良能。人性善体现为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四端，任何人在性善这一点上没有差别。荀况认为人性恶，其根源在于与生俱来的利欲之心，必须通过礼的约束和教化使人性得到矫正。法家的人性论与荀况相近，其基本观点是人性好利，但认为人的本性无需改造，应该因势利导，使之与富国强兵的政策统一起来，利用人民好利的心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操名利之柄”（《商君书·算地》）以致功。从人性好利的认识出发，法家认为，仁义忠信、道德教化对于治国没有任何作用，治国不二法门。道家对人性的看法不拘于善恶，他们把自然视为人的本性。《老子》中曾将人性归结为朴，这种认识为战国时期的庄周继承下来。庄周认为“善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善和恶都是对人性的破坏，主张缮性、达生，在政治上则主张顺性自然、无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前进已成为时代潮流，许多诸侯国都进行了改革。但是，一些腐儒却泥古不化，向往所谓尧舜禹汤文武之政。秦孝公时的杜挚就以法古为由反对商鞅的变法，他指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商君书·更法》）。商鞅则认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同前)。这种争论，在战国末年、秦王朝初建时再度展开。秦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反对郡县制，也曾把师古作为理论依据，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则反对他的看法，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史记：始皇本纪》）。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家的政治思想，虽然各具特点，但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在百家争鸣中，诸子百家各持己见，互相攻讦，同时互采别家之长，在政治思想上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向。如荀况的性恶论明显地接受了法家商鞅等人的影响；法家关于术和势的理论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战国后期出现的黄老刑名之学，则是道家、法家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为秦汉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思想，对于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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