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ngji weiji

[外文]：economic crisis

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

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其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垄断资本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主要资本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

资本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要使现有的人口都能够富裕地生活，充分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又的确是生产得太多了。就生产资料来说，要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能够充分就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还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生产资料同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要使生产资料按一定的利润率作为剥削工人的手段而起作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又的确是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由此可见，资本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在资本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里，由于战争、瘟疫、天灾等各种原因，以及剥削阶级的横征暴敛，也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但这种危机的特征是生产严重不足，而资本的经济危机则是生产过剩。

资本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制度本身，在于资本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的基本矛盾，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在资本社会里，随着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每个资本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应受社会调节的。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生产完全从属于资本家的利益，生产成果都被他们所占有。而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他们“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页）。

资本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 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的统一指挥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 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失调，是资本私有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把社会生产割裂开来，资本家们各行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的不协调，是资本生产运动中的经常现象，而按比例的发展，则是资本生产运动中的个别情况。严重比例失调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本基本矛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本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资本家都拼命发展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引起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 状态，作为资本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的结合，才不可避免地使资本社会再生产周期地遭到破坏，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在资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

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次危机开始之间的这个期间，构成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周期，或称经济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一个周期都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不同的阶段。战后的周期虽然发生了某些形态变化，但四个阶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础。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的表现已如前述。萧条阶段：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整个资本经济尚未从危机的打击下苏醒过来，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还呈现一片萧条景象。复苏阶段：资本经济从危机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生产逐步扩大，就业人数逐步增多，社会购买力开始提高，市场逐步扩大，当生产达到危机前的较高点时，复苏阶段便过渡到高涨阶段。高涨阶段:生产超过危机以前的较高点继续向前发展，市场进一步扩大，就业进一步增加，资本经济出现了“景气”，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新的危机又重新爆发了。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是周期长短的原因。

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资本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资本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的基本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关于周期长短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国家垄断资本还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决定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更新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群众的购买能力，扩大消费资料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固定资本的更新为资本经济走出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过剩，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在资本的自由竞争阶段，把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合起来看，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平均大约1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不但在资本以前的社会中，没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资本的早期，其经济危机也是不规则的。当时，由于资本大工业还不够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当时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但它们的出现和交替是没有规则的，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危机还是一种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只有当大机器工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时，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机才逐渐转变为波及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震撼整个资本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危机，就是最早一次这样的危机。

固定资本的更新固然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对危机间隔时间的长短有重大影响，但也不能把这一点绝对化了。上述论断，对于1825年以后的自由资本时期，以及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垄断资本时期，是有效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还有国家垄断资本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当代，不能只用固定资本更新这样一个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的长短。

经济危机是从资本基本矛盾中产生的，只要资本制度存在，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从资本发展的历史看，自1825年英国开始出现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每隔一定期间就要发生一次。除了上面谈到的19世纪发生的几次危机以外，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国家又发生了次数不等的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就几个主要资本国家看，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是：美国7次（1948～1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1980～1982），日本7次（1954、1957～1958、1962、1965、1970～1971、1973～1975、1981），联邦德国 7次（1952、1958、1961、1966～1967、1971、1974～1975、1980～1982），法国 5次（1952～1953、1958～1959、1964～1965、1974～1975、1980～1982），英国7次（1951～1952、1957～1958、1961～1962、1966、1971～1972、1973～1975、1979～1982）。在战后各国的历次危机中，有的是属于部分国家同期发生的，有的是普遍性的资本世界经济危机。至于战后究竟发生过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严格说来，属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只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这三次危机表现了明显的国际同期性。

在上述各次危机中，严重的一次是战前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世界体系各种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危机长达4年之久，生产下降和失业增长都达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整个资本世界的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了44％，比1913年的水平还低16％，倒退到1908年至1909年的水平，失业人数达到5000万人左右，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竟高达30～50％。资本世界的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就美国来说，工业生产下降了56.6％，其中生铁产量减少了79.4％，钢产量减少了75.8％，汽车产量减少了74.4％，整个加工工业工人人数减少42.7％，支付工资总额降低57.7％，全失业人数达1200多万人。危机使资本世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德、意、日三国 乘机上台，它们相继发动了侵略战争，直至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危机过去以后，转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特种萧条”阶段。以后在生产还没有发展到明显的新高涨的情况下，又爆发了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至1939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在国家垄断资本还不够发展、资本的所谓“自动调节”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证明资本的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已经尖锐化到这种程度，如果不由国家去进行调节和干预，则资本制度将岌岌可危。于是以这次大危机为转折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乃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战后在国家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1973～1975年的危机和1980～1982年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在“停滞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80年代初的危机更具有新的特色，这是一次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国家爆发危机的时间非常接近。1979年7月英国首先爆发危机，加拿大于同年10月工业生产出现下降，美国于1980年2月陷入危机，其他国家在1980年爆发危机的有比利时（2月）、日本（3月）、联邦德国（4月）、荷兰（4月）、法国（5月）、意大利（5月）、爱尔兰（6月）。各国于1982年底开始走出危机，危机持续3年左右，是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英国、加拿大于1979年就陷入了危机，所以有人称之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但在 7个主要资本国家中，有5个国家: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1980年爆发危机的，并且美国起主导作用。所以一般仍称之为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

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资本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了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国家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

同战前比较，战后资本的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了新的特点。危机的性质、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没有改变。但由于战后资本经济以及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经济周期的发展进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出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资本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与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互相交错，而进入 70 年代以后，则由非同期性稳定地转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在各个主要资本国家里趋向于同时爆发，具有比较明显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19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欧美各主要资本国家都一齐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各次危机则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爆发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西欧和日本正处于战后恢复过程中，并未同时发生危机，而当西欧各国爆发1951～1952年和1964～1966年的经济危机时，美国则由于先后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使危机分别推迟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发。

危机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战后初期，由于资本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不同，经济恢复的时间不同，资本经济周期的进程也就很不一致。

（2）局部战争，即50年代初的美国侵朝战争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国侵越战争，对各资本国家经济周期的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3）战后各国国家垄断资本迅速发展，但各国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不相同，所以 外国经济危机影响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4）由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并有共同利害关系，战后形成了一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地区性联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因此，经济危机有时在这些国家里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同期性，而不表现为世界的同期性。

然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资本世界市场空前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趋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上这些因素终于阻止不了经济危机向世界同期性发展。70年代以后，连续发生了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战后严重的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非同期性向同期性转变，这就是战后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变，反映了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加深。在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未发生危机的国家还可以吸收那些陷于危机中的国家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在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一些主要资本国家都陷于危机之中，谁也救不了谁，而且还互相转嫁危机，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使危机的时间拖长。

19世纪70年代初， 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5页）。

关于周期将逐渐缩短的论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仍然有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三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而20世纪初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7年，37年间共发生6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7年。两相比较，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经济危机也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年到1980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还要看到，1973～1975年的危机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点就爆发了1980～1982年的危机，这是周期缩短的最近证明。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首要原因，是由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 普遍加强了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或将要爆发时，各国 就在财政上和货币金融上实行膨胀政策，如增加预算开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货币发行量等等，同时还用减免税收、降低贴现率、放宽房屋抵押贷款条件等措施去 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这些措施人为地激发起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暂时地缓和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有时固然能够延缓危机的到来或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但从长期来看，却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能力，加剧了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各国 为了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还采取加速折旧等措施以 私人投资，这也促进了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缩短。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表明资本矛盾的激化，在国家的多方干预下，战后虽然没有发生象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多次危机合起来，对于资本的打击仍然是严重的。

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算是一个经济周期。危机是经济周期的起点和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周期运动的传统形式。当时整个周期是在国家不干预或干预较少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的。战后，在国家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由于资产阶级 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象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混淆不清，不仅50年代和60年代如此，70年代、80年代初期大体上也如此。

如前所述，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由于 加强反危机措施，竟出现了下降—回升—再下降的 W型或几次下降与回升互相交错的锯齿型。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是由周期运动受到国家垄断资本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是资本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济周期的形态变化，并不是否定过去四个阶段的划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战后虽然周期缩短，危机频繁，但在各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都没有战前那样大。1973～1975年的危机，是战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5.3％，英国下降11.2％，法国下降16.3％；而战前比较严重的1920～1921年的危机，却使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32％、55％和24％。至于1929～1933年那次世界经济大危机，各国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56.6％，英国下降32.3％，法国下降35.7％。

战后危机冲击力较小的原因，总的来说，是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反危机措施阻碍了危机的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固定资本投资幅度下降不大。过去危机爆发时，企业一般都中止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甚至暂停固定资本的更新。但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 实行减免税收，加速折旧，以及其他各种优惠待遇，去鼓励投资，再加上科技革命不断开展，要求固定资本加速更新。所有这些，即使是在危机期间，也使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幅度不大，从而缓和了危机的恶化。

（2）个人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小。过去在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劳动人民的收入减少，使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转而又加剧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推动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但战后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以及工人组织程度提高，抵抗资本家降低工资的力量增强，使消费的下降遇到了阻力，从而减轻了危机的严重程度。

（3）以通货紧缩、银根吃紧、银行挤兑和大批倒闭为主要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有所改变。这样的货币信用危机，是战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战后由于金融资本力量增强， 采取膨胀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增强了货币信用体系抵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从而减轻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

（4）由物价暴跌转为物价上涨。战前的危机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人心惶惶，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战后由于主要资本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和财政上实行膨胀政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大幅度上涨，尽管留下后患，却暂时缓和了危机的冲击力量。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战后的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生产下降幅度不大。这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危机的冲击力减弱；但另一方面，又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播下了种子，同时还为70年代以来的停滞膨胀准备了条件。

如前所述，伴随着战前危机的，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当时的一般情况是：危机阶段，物价暴跌；萧条阶段，物价在低水平上徘徊；复苏阶段，物价回升；高涨阶段，物价迅速上涨；危机再爆发时，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如此循环反复，起伏波动。支配这种起伏波动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变化和货币供应量的周期变化，而这是在国家干预较少的条件下自发运行的。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48～1949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3.1％；1953～1954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0.75％，从1957～1958年的危机开始，以后在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有增大的趋势。1957～1958年的危机中物价上涨了4.2％；1960～1961年的危机中上涨了4.7％；1969～1970年的危机中上涨了6.18％；1973～1975年的危机中上涨了14.5％；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7％。

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原因是：

（1）国家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它们就增加 开支，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结果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波动，使之不再象战前那样在危机期间大量收缩，而是继续增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

（2）私人垄断的大大加强也是引起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跨部门的垄断组织──康采恩进一步兴起，主要经济部门逐渐被垄断公司集团所控制。这些大垄断公司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实行所谓“领价制”，即由较大的“领头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费和根据“目标利润”所确定的利润量来规定产品的价格，其他公司也按这种价格去 商品。因此，垄断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比战前大为加强。大垄断公司在危机爆发时，用降低开工率的办法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不但不降低商品价格，反而提高价格以弥补损失。

（3）战后各种阻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的其他因素，也是引起物价在危机期间上涨的重要因素。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 ，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将有新的突破，使物质生产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将对资本经济危机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影响。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大肆宣扬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企图论证现代资本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本质不同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竭力掩盖资本的历史暂时性，把它看成是长久繁荣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不会再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了。

那种认为新的技术革命能够改变资本性质、消除经济危机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不承认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危机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目前比较明显的，是新技术革命对于资本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缓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剧的作用。

新技术革命缓和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1）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了危机。

（2）促进了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

新技术革命加剧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1）加快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缩短了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进一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2）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生产总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量都大大增加，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固然，新兴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将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毕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术革命所抛出的产业后备大军。失业的增加不仅使资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引起新的动荡，而且还将使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减少，加剧了生产的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资本的经济危机趋于深化。

在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中，从长远来看，加剧危机的作用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大大推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生产关系，在国家垄断资本的支配下，虽然也可能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但终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法解决资本的基本矛盾。因此，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危机将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

经济危机是资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资本基本矛盾在起伏波动中继续向前发展。只要是资本制度存在，不管用什么办法去调节和制约这一矛盾，危机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危机和经济周期是同资本制度共存亡的，只有用主义制度去代替资本制度，才能之后消灭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在当代，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发达资本国家同发展我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资本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危机使社会财富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被毁坏的炼铁炉，美国达92座，英国为72座，德国为28座，法国为10座。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巴西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丹麦有117000头牲畜被消灭。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并未绝迹。例如美国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仅在1974年5月15日和16日两天内，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牛奶垄断组织就把 38000多加仑的优质鲜奶倒入水沟中。当千百万人饱受失业痛苦的时候，当广大人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候，资产阶级竟如此毁坏由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充分反映了它的腐朽性、反动性和历史局限性。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页）。只有资本制度被主义制度所代替，才能之后消灭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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