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ongdaici

宋代是长短句歌词繁荣兴盛的时代。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不包括残篇、附篇）20000余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430余人。现有材料虽不尽齐全，但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大概。

长短句歌词在唐代兴起之时，尚未能与一代声诗相抗衡，入宋以后，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诗坛、乐坛，迅速发展成为一代之胜。这不仅是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宋代“至贫至弱”，在与西北、东北少数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却有利于长短句歌词这一特殊诗体的滋生与发展。

宋朝立国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调整内部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北宋时期160余年中，基本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宋王朝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让百官“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 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间财富被搜刮集中于都城及其他几个大城市，为统治者寄情声色、歌舞作乐，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因此，北宋崇宁期间，都城汴京（今开封）成为社会文化娱乐的中心，出现了“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繁华景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靖康之变”，北宋 覆亡，表面上的承平局面被冲破了。但是，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统治集团以保境息民为务，仍然纵情声色。一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便成为地主官僚的“销金锅儿”。每逢佳节，临安城内，翠帘锁幕，绛烛笼纱，脆管清吭，新乐交奏，颇有东都遗风（周密《武林旧事》）。

长短句歌词源于民间，在其草创时期是以大众艺术的身分出现的。但是，当它由民间过渡到文人手中，进入以言闺情与赏歌舞为主的时代，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同时，由于合乐应歌，长短句歌词受到燕乐的制约与熏陶，也形成了特殊的艺术个性，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所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人“析酲解愠”（晏幾道《小山词》自序）、“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的需要，为宋代艺术家“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动于中而不能抑”（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转引）的欢愉愁怨之情，提供了方便。因此，在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长短句歌词便发展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之一。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幾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幾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幾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 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较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 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 、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汙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雋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悽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词在两宋，曼衍繁昌，经历了发展、成熟以至蜕变的过程。宋以后，词体虽未亡，但已是尾声余韵。宋代文学中，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方面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但因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能言诗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艺术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地里，得以尽展其才，将宋词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对于宋词的辑录、编选以及品评、研究等工作，两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有关辑录工作，见诸载籍者，南宋时有长沙书坊刘氏刻本《百家词》(今佚)及张炎《词源》所说“旧有刻本《六十家词》”。《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并载词目多种。明正统年间，吴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集》，保存了唐宋金元许多词集的原貌。此刻现有钞本40册，藏天津图书馆。此后，宋词辑录工作以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朱祖谋成绩为最显著。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拟刻 12集120家，积成6集，中途而止，第7集仅刻1家，计北宋23家，南宋38家，合61家；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北宋4家，南宋34家；江标《宋元名家词》收北宋3家，南宋7家；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6家，南宋12家；朱祖谋《彊村丛书》收北宋27家，南宋85家。以上合称宋词五大丛刻。近人赵万里从各种载籍中搜辑逸佚，以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宋代词人52家（不包括陈克等已见于王、朱诸刻之四家）。近人唐圭璋综合诸家所刻，又钩隐抉微，编成《全宋词》，收词家1330余人，词19900余首，为目前最为完备的一部宋词总集。

宋词选本中，宋代有曾慥辑《乐府雅词》、黄昇辑《花庵词选》（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周密辑《绝妙好词》以及《乐府补题》（不著撰人）等数种。其中，《绝妙好词》所选词300余首，合作者132家，去取谨严，最为善本。明清选本有陈耀文辑《花草粹编》、杨慎编《词林万选》、朱彝尊编《词综》、沈辰垣编《历代诗余》、张惠言编《词选》、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戈载编《宋七家词选》、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等数种。其中，《词综》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500余家 2000余首，尊姜、张，宗南宋，为“浙派”张目；《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114首，44家，主寄托、宗北宋，为“常派”提供范本。两部选本对清词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大。《宋词三百首》以浑成为主，不拘泥于浙、常二派，虽对吴文英有所偏爱，但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

有关词谱，宋代已有专书流行。宋徽宗时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引魏汉律作大晟乐，书中原有84调，并图谱(《宋史·乐志》)。今已失传。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此书亦已失传。现存谱书，最早的为明代张的《诗余图谱》。清万树所撰《词律》20卷，收 660调，计1180体。徐本立《词律拾遗》、杜文澜《词律补遗》以及徐棨《词律笺榷》分别进行订补，增添了一些“调”和“体”。陈廷敬、王奕清等奉敕编修《词谱》40卷（即《钦定词谱》），收826调，计2306体。《词律》、《词谱》是谱书中较具规模、较有影响的两部巨著。此外，清舒梦兰（字白香）所撰《白香词谱》（谢朝徵笺注）是一部甚为通行的普及本。有关词韵，宋代尚未有专门著作。朱敦儒编撰应制词韵16条，外列入声 4部，已不传，后世通行韵书是戈载的《词林正韵》，列平、上、去为14部，入声 5部，共19部。词乐及词的歌法失传之后，词谱、词韵专书便成为初学入门必读之书。

参考书目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6。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北京，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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