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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

[拼音]:Songdaici

宋代是长短句歌词繁荣兴盛的时代。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不包括残篇、附篇)20000余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430余人。现有材料虽不尽齐全,但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大概。

长短句的滋生与演进

长短句歌词在唐代兴起之时,尚未能与一代声诗相抗衡,入宋以后,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诗坛、乐坛,迅速发展成为一代之胜。这不仅是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宋代“至贫至弱”,在与西北、东北少数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却有利于长短句歌词这一特殊诗体的滋生与发展。

宋朝立国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调整内部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北宋时期160余年中,基本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宋王朝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让百官“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 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间财富被搜刮集中于都城及其他几个大城市,为统治者寄情声色、歌舞作乐,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因此,北宋崇宁期间,都城汴京(今开封)成为社会文化娱乐的中心,出现了“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繁华景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靖康之变”,北宋 覆亡,表面上的承平局面被冲破了。但是,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统治集团以保境息民为务,仍然纵情声色。一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便成为地主官僚的“销金锅儿”。每逢佳节,临安城内,翠帘锁幕,绛烛笼纱,脆管清吭,新乐交奏,颇有东都遗风(周密《武林旧事》)。

长短句歌词源于民间,在其草创时期是以大众艺术的身分出现的。但是,当它由民间过渡到文人手中,进入以言闺情与赏歌舞为主的时代,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同时,由于合乐应歌,长短句歌词受到燕乐的制约与熏陶,也形成了特殊的艺术个性,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所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人“析酲解愠”(晏幾道《小山词》自序)、“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的需要,为宋代艺术家“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动于中而不能抑”(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转引)的欢愉愁怨之情,提供了方便。因此,在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长短句歌词便发展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之一。

宋词发展三阶段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幾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幾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幾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 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较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 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 、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汙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雋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悽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词在两宋,曼衍繁昌,经历了发展、成熟以至蜕变的过程。宋以后,词体虽未亡,但已是尾声余韵。宋代文学中,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方面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但因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能言诗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艺术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地里,得以尽展其才,将宋词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宋词的选辑与词谱

对于宋词的辑录、编选以及品评、研究等工作,两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有关辑录工作,见诸载籍者,南宋时有长沙书坊刘氏刻本《百家词》(今佚)及张炎《词源》所说“旧有刻本《六十家词》”。《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并载词目多种。明正统年间,吴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集》,保存了唐宋金元许多词集的原貌。此刻现有钞本40册,藏天津图书馆。此后,宋词辑录工作以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朱祖谋成绩为最显著。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拟刻 12集120家,积成6集,中途而止,第7集仅刻1家,计北宋23家,南宋38家,合61家;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北宋4家,南宋34家;江标《宋元名家词》收北宋3家,南宋7家;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6家,南宋12家;朱祖谋《彊村丛书》收北宋27家,南宋85家。以上合称宋词五大丛刻。近人赵万里从各种载籍中搜辑逸佚,以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宋代词人52家(不包括陈克等已见于王、朱诸刻之四家)。近人唐圭璋综合诸家所刻,又钩隐抉微,编成《全宋词》,收词家1330余人,词19900余首,为目前最为完备的一部宋词总集。

宋词选本中,宋代有曾慥辑《乐府雅词》、黄昇辑《花庵词选》(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周密辑《绝妙好词》以及《乐府补题》(不著撰人)等数种。其中,《绝妙好词》所选词300余首,合作者132家,去取谨严,最为善本。明清选本有陈耀文辑《花草粹编》、杨慎编《词林万选》、朱彝尊编《词综》、沈辰垣编《历代诗余》、张惠言编《词选》、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戈载编《宋七家词选》、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等数种。其中,《词综》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500余家 2000余首,尊姜、张,宗南宋,为“浙派”张目;《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114首,44家,主寄托、宗北宋,为“常派”提供范本。两部选本对清词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大。《宋词三百首》以浑成为主,不拘泥于浙、常二派,虽对吴文英有所偏爱,但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

有关词谱,宋代已有专书流行。宋徽宗时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引魏汉律作大晟乐,书中原有84调,并图谱(《宋史·乐志》)。今已失传。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此书亦已失传。现存谱书,最早的为明代张的《诗余图谱》。清万树所撰《词律》20卷,收 660调,计1180体。徐本立《词律拾遗》、杜文澜《词律补遗》以及徐棨《词律笺榷》分别进行订补,增添了一些“调”和“体”。陈廷敬、王奕清等奉敕编修《词谱》40卷(即《钦定词谱》),收826调,计2306体。《词律》、《词谱》是谱书中较具规模、较有影响的两部巨著。此外,清舒梦兰(字白香)所撰《白香词谱》(谢朝徵笺注)是一部甚为通行的普及本。有关词韵,宋代尚未有专门著作。朱敦儒编撰应制词韵16条,外列入声 4部,已不传,后世通行韵书是戈载的《词林正韵》,列平、上、去为14部,入声 5部,共19部。词乐及词的歌法失传之后,词谱、词韵专书便成为初学入门必读之书。

参考书目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6。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北京,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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