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wen Yundong

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六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以骈体文为代表的 文风，肇始于东汉，风靡于六朝，至唐代又有发展；在此期间，玄学兴起，佛、老盛行，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下降。由于 文风的兴盛与儒家思想的相对衰落互为表里，因此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也就成了相辅相成的运动。早在隋朝初期，李谔已提出反对骈体文。到了唐代，武周时的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及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归，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继承前人主张，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发扬儒道，排斥佛、老。他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张“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既要博极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做到推陈出新。韩愈不仅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先前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韩愈、柳宗元以及韩门徒弟李翱、皇甫湜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蔚然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观点不只是把“文”归结为传“道”的手段，而且指文章要言之有物，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古文运动所说的“道”，固然指的是封建主义的儒家伦理，但韩、柳等人的创作也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不仅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同时还把散文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反映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这种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同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相区别，韩、柳起了关键作用。再者，韩、柳所写的人物“传记”，大都出于虚构，亦有别于传统史传，推动了传奇小说的发展，对后世戏剧亦有间接影响。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其主张与韩愈完全一致，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有成就的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

宋文继唐文之后，形成新的特色，发展过程也比较曲折、复杂。总的看来，其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北宋建国至11世纪初。代表作家是柳开(947～1000)、王禹偁(954～1001)。

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与柳开同时齐名的有高锡、梁周翰、范杲，还有柳开的徒弟张景，他们为文大抵皆偏于“辞涩言苦”，“义昧而意奥”。

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同。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

王禹偁的古文理论和实践精神，为后来欧阳修、苏轼等人所承继，而柳开等人则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古文作品值得一提。宋代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尚艰涩和重平易两种不同的倾向。

第二阶段在11世纪上半叶，代表作家有穆修(979～1032) 、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47)、欧阳修、苏舜钦(1009～1048)等。

王禹偁虽然为北宋古文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由于缺少师友支持，未能形成一股足以力挽狂澜的力量，故在其死后，以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为代表的骈文家仍然左右文坛二三十年。

北宋承五代之凋弊，在其建国的头几十年里，读书尚未形成风气，无论是沿袭五代的骈文，还是柳开等人的古文，均不免浅薄卑弱，因此当杨亿、刘筠以“雄文博学”提倡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声律之体，一时“风采耸动天下，后进学者争效之，谓之崑体”。西崑体从形式上看，可以讲是唐宋五代骈文的继续，但在技巧、风格和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已大不相同。

这时较早提倡古文的是穆修，反对时文最激烈的是石介。两人大抵从维护道统出发，提倡韩文，主张“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开北宋道学家重道不重文的先声，风格上同柳开是一路。

继承王禹偁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尹洙、苏舜钦等人。欧阳修等人的古文创作，同当时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他们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骈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有时为了“取便于宣读”，还常常有意识地采用散中有骈，骈散结合的方式创作古文，使文章显得流丽畅达，读来琅琅上口。欧阳修在王禹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的这种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从此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

第三阶段在11世纪后半叶，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代表。

西崑体时文经过前一阶段的打击，到11世纪50年代前后，已经衰败。此时形成为古文运动对立面的，是产生于其内部的“太学体”。所谓太学体，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已肇其端，始作俑者是以激烈讨伐时文出名的太学讲官石介。其文体怪诞诋讪，流荡猥琐，是宋初柳开以来险怪奇涩倾向在古文运动后期登峰造极的发展。当西崑体的影响基本肃清之后，它自然成为以平易畅达为本色的北宋古文运动主流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祐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苏轼、曾巩(1019～1083)和苏辙(1039～1112)都是这一年中的进士。再加上王安石、苏洵(1009～1066)，欧阳修周围重新团结了一大批比尹洙、苏舜钦等前期古文家更加优秀的人才。内中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都写出了不少成为后世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留侯论》、《石钟山记》、《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等，文采斑斓，使宋文于此极盛。

欧阳修重视奖掖后进，王安石、苏轼皆出其门而相继主盟文坛，宋文得以顺利发展。嘉祐二年的科举改革后，古文日益兴盛，几年后，太学体剽裂之文即一扫而光，古文从此取代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迄近世。

古文运动之所以在北宋中期取得成功，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斗争对文体改革的推动。11世纪中叶，文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相继进行的当口。欧阳修以“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精神，通过古文创作干预现实，激扬时局；王安石、苏轼也均以“务为有补于世”和“言必中当世之过”，要求自己的古文写作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政治斗争必然有胜有败，胜者以古文为工具发号施令，务求使人明白易懂；败者以古文为武器维护和抗言自己的主张，也以雄辩晓畅为鹄的。于是古文创作诸体齐备、层出不穷，宋文长于议论、平易畅达的特色也因之而形成。其次是儒学发展和变迁的 。11世纪40年代传统的汉学开始受到冲击，向宋学转变，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古文家对文体的变革，为宋学的建立提供了不受声韵偶对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的方便。宋学一开始就形成的那种疑经惑古的精神又启发了古文家的勇于创新。先后执文坛之牛耳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除侧身政治舞台外，在儒学上也均有建树。第三，科举改革的促进。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特重科举取士。历朝科举制的改革和主试官的选任，同文风的变迁紧密相关。“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送门生”。王禹偁多次出入内廷，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而始终没有获得知贡举的机会，是他未能在宋初文坛团结后进，形成一股力量的主要原因。“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乃杨亿等人的西崑体独步一时的根源所在。嘉祐二年，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欧阳修巍然端坐在主试官的位置之上。此外，古文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优秀作品的大量问世，使古文运动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足资仿效的典范，也是北宋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并对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唐宋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以后，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当代和后世仍不断出现骈文作家和作品，古文家亦时或采用骈辞丽句作为艺术手段。只是骈文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由唐宋古文运动开始的古文新传统，支配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参考书目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华书局，北京，1963。

阴法鲁等：《古文观止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2。

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陈植锷:《宋初古文运动的两种倾向》，《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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