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shi Shehui Xuepai

[外文]：schoo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侧重从历史角度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流派。尽管尚未正式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派别，但它具有较明确的研究方向，即以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阶级冲突、国家与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当代西方历史社会学派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如K. 、M.韦伯、É.迪尔凯姆、P.A.索罗金等。他们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力图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特别是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和文明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规律，从而建立起文化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当代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家主要继承了古典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变迁、工业化、资本 制度和资本社会的社会分层等重大历史变革的研究，以求对历史事件和社会事实作出社会学的科学说明。

从60年代起，当代西方历史社会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云集于英、美两国，主要有：英国的E.P.汤普森和P.安德森，美国的B.穆尔、G.伦斯基、T.斯科克波尔、I.沃勒斯坦和C.蒂利等人。在理论上，他们试图调和 和韦伯的社会学学说，倾向于冲突变迁的理论；在方法上，以对历史事件的宏观比较为主。

伦斯基仿效韦伯把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始因归结为政治权力。他在《权力和特权》(1966)一书中，提出了为社会学界所瞩目的伦斯基社会分层理论。为说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伦斯基用比较的方法，纵跨几千年人类历史，分别剖析了狩猎—采集的部落社会、农业帝国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阶级文化即财富和权力的社会分配。他认为，社会剩余产品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总体财富将会按照人们的需要和对生产的贡献进行平均分配；正相反，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权力组织：历史上愈是趋于集权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愈严重。他指出，中世纪的农业帝国生产出了相对剩余的产品，但由于军事贵族是当时社会中仅存的具有社会动员力的政治力量，结果剩余产品为他们所垄断，出现了极端的不平等。在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革命将权力分散于大众手中，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现代资本社会的中产阶级便是权力分散的直接受惠者。在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理应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但由于过分集中的权力，致使这种现象迟迟未能得以消除。

沃勒斯坦沿用 的观点，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始因归结为经济的发展。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单位。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两种世界体系，即罗马帝国和当代资本世界经济体系。前者以政治和文化统治为基础，后者以经济统治为依托。当代资本世界体系由中心国、边陲国和半边陲国 3个部分构成。中心国依赖其经济优势对边陲和半边陲国进行剥削，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这种格局的形成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地域扩张和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世界经济体系中劳动分工的不平等，反过来加剧了中心国、边陲国和半边陲国之间的不平等状态。

在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运动或社会革命等社会变迁形式，也是历史社会学派关注的重点。穆尔的《专制与 的社会起源》(1966)独辟蹊径，探讨了农民阶级和土地贵族在社会革命中不同的作用。他指出，法国1789年的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可他们却变成了保守甚至是敌视都市工人及主义运动的反对革命的力量。德国与日本的封建领主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变成了后来崛起的 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我国，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而是采用租佃的形式向地主阶级纳租，无论生产结果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市场的压力和地主阶级压迫的夹缝中生存。结果，我国的农民变成了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在总结和比较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之后，穆尔指出，人类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农民和土地贵族与市场的经济关系不同，与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形式不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3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西方的 政体、 统治和以苏联及我国为代表的主义国家制度。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C.卡尔霍恩对工人阶级也进行了类似的考察。他认为，历史上政治冲突的结果并不完全与 和F.恩格斯的论断相吻合，即工人阶级是资本的掘墓人。例如，工厂和企业的产业工人受到工人组织自身的束缚，工人们的斗争大多局限在工厂组织之内，斗争目标也非常狭隘，往往导致地方主义、工联主义或改良主义，故无法在全民族范围内形成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与此相反，小手工业者因直接与市场相关联，且易于受到市场的冲击而倒闭破产，所以他们不再是与企业组织而是与整个资本制度相抗衡，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激进倾向。卡尔霍恩并未就此否认产生新型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性，他所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的注意力是要将重点转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国家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以及阶级动员力。

国家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动员力是历史社会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蒂利在《从动员到革命》中提出的资源动员论认为，革命运动实际上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子类型；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行完全彻底的社会控制，当国家外部爆发战争或国家内部出现政治危机之际，便会产生多元统治的状况;一旦出现了多元统治，革命运动便应运而生；革命运动是在利益集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只要人们进行充分的动员和安排以实现自己的利益，革命成功的变迁模式就可以得到保障。

斯科克波尔不同意蒂利关于社会革命与阶级动员力或整个社会的各种革命资源的动员力有着密切关系的观点，认为革命运动不是唯意志论的，它的产生是存在于某些 统治中的结构条件及若干目标的非主观意愿的结果。斯科克波尔先后对法国、俄国和我国的社会革命进行了对比，认为没有哪一个成功的社会革命是大众动员的结果，革命的产生和结局都是结构性的；国际关系危机和国家无力面对国际关系的挑战，旧的贵族统治国家便分崩离析；在革命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摆脱阶级控制，而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所以，探讨革命运动的成因，要把重点放在国家—政治之上，而不是沃勒斯坦认为的经济因素。

当代西方历史社会学派的社会学理论由于力图调和 和韦伯的学说，常常用历史的社会变迁来展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结构，所以，其宏观的取向在方 上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长期争论。历史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偏爱比较的方法，而此种方法在现实研究中表现出相当的矛盾性：

（1）许多社会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选用的分析单位是不恰当的。由于分析单位过大和过小，削弱了社会学研究所要求的代表性。

（2）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与社会学的传统方法有一定的差异，比较的方法不能像统计的方法那样明确地规定研究的总体和样本。

（3）历史社会学家在进行比较分析时，虽然采用过定量的统计方法，但一般很难满足统计技术的要求，故在处理可比性时显得无力。

（4）历史社会学家往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的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在对史料进行处理时缺乏历史学家所具有的娴熟技巧。

参考书目

Anthony Gidders，Socioloɡy: A Brief but Criticɑl Introduc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2nd ed.，New York，1987。

Randall Collins，Three Socioloɡicɑl Trɑdi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5。

George Ritzer，Contemporɑry　Socioloɡicɑl Theory，Alfred A.Knopf，New York，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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