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xinwen shiye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我国各种新闻传播手段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包括 8世纪以来我国报刊的历史，也包括19世纪以来我国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历史。

我国的新闻事业始于唐代中叶。传发于唐代末年的敦煌进奏院状，是现存我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报纸的发展非常缓慢。邸报(或称“邸抄”、“朝报”等) 有手抄的，有印刷的，长期以来是封建王朝的官方报纸，传发受到控制。此外，也出现过一些非官方的小报和民间报房办的报纸(见我国古代报纸)。直到19世纪初， 我国才出现了类似近代报刊的定期出版物。我国早期的近代报刊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

清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传教士于马来亚半岛西岸的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东南亚华侨中散发， 并有一部分传入广州。这是第1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由此开始，至1842年 战争结束，外国人在东南亚、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先后创办了 6种中文报刊和10多种外文报刊。 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吏纷纷涌入我国，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量激增。其中发行较广、影响较大的外文报纸有《字林西报》(1864年创办)，中文报纸有《万国公报》(1868年创办)、《申报》(1872年创办)和《新闻报》(我国)(1893年创办)等。在此期间，英国路透社于1872年起在上海建立分社，并开始向报纸发稿。 (见我国近代早期报刊)

我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始于19世纪中叶，是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而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影响较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的 《循环日报》。甲午战争(1894～1895) 后到戊戌(1898)期间，我国出现了自办报刊的 ，据统计，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戊戌 叛变发生，两年多的时间内，各地创办中文报刊70多种，比这之前30多年所办中文报刊增加了一倍多。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其代表人物 、梁先生等利用报刊宣传维新变法，其主要报刊有《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国闻报》和《湘报》。戊戌的 100多天内，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的出版达到 。不久戊戌 叛变发生，改良派在国内的宣传阵地丧失殆尽。他们的宣传据点暂时移向国外。(见戊戌维新时期改良派报刊)

国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始于1894年。他们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 120多种报刊。革命派早期办的报刊大多在国外创办。 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1905年创刊于日本东京。《民报》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新民丛报》关于我国走什么道路的论战， 有力地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1907年以后，革命派报刊的出版重心逐渐由国外转移到国内，上海、 武汉、 广州等地出现了一批革命报刊，其中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大江报》、《可报》等最有代表性。这些报刊对于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见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民国成立以后，报刊事业一度繁荣。我国自办的通讯社也有了新的发展。但不久，即受到北洋军阀的严重摧残，形成了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低潮阶段。

1919年 前后，一批新型报刊出现，是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开端。1915年 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第 1卷名《青年杂志》)和1918年 、 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等刊物，积极宣传科学与 思想，传播 ，为 作了思想准备。在 的影响和推动下，1919年全国各地新出版的报刊约 500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湖南等地涌现的为数众多的学界报刊尤具特色，著名的有 主编的 《湘江评论》、 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时期，我国报刊工作有了重大改革，报纸副刊的变化较大。著名的北京 《晨报》副刊、 上海《时事新报》 的副刊“学灯”、 《民国日报》(上海)的副刊“觉悟”和《京报》副刊，被称为 时期的“四大副刊”。这个时期的进步报刊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见 时期报刊)

在我国 党建党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第 1批无产阶级报刊。1920年8月，我国 党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组为它的理论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另一理论刊物《 党》月刊。同时，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 主义小组也办起了一些小型的工人报刊。我国 党成立后，1922年， 中央在上海创办了第1个机关报──《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主编。1925年“五卅”运动中， 主编了党的第 1个日报──《热血日报》。 这些报刊对宣传我国 党早期的纲领 、政策和革命的三 义，以及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见我国 党早期机关报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我国 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国 的报刊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国民 宣传部办的《政治周报》就是由 主编的。广州、汉口、上海等地的《民国日报》曾积极宣传国民革命。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以工人、农民、士兵和女人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如《革命军人》、《我国农民》和《我国工人》等。

这一时期，民营报纸在扩充事业规模和改进新闻业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24年和1925年，成舍我在北京先后创办《世界晚报》、《 》和《世界》画报；1926年，吴鼎昌、 、张季鸾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实行企业化经营，加强新闻报道，增出专刊。各报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有了初步发展。据1926年统计，全国有通讯社 155家，其中初具规模的有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和中央通讯社等。1923年1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我国最早的广播电台。1926 年10月开始播音的哈尔滨广播电台，是我国人自已办的最早的广播电台。

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叛变后， 当局逐步建立了以《 》、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代表的新闻宣传网。这个时期，《申报》 、《 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等资产阶级民营报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36年统计，这一时期， 统治地区共有各种报刊1763种。

1927年以后，我国 党在 统治区陆续办起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和《红旗日报》等秘密刊物。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我国 党的新闻事业开辟了在农村环境中发展的新道路。1931年11月，我国 党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中华通讯社 (见我国通讯事业)。各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均有增多，据1933年统计，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有《红色中华》、《红星报》(我国)等报刊34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1月，《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红中社改称新华通讯社。4月，我国 党创办了《解放》(延安)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 全面爆发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紧，呼吁 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亡报刊大量涌现。其中著名的有 主编的《生活》周刊和《生活日报》以及《立报》等。 主持的《申报》也改变政治态度，开始反对 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抗日救亡，并从多方面改进报纸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学生报刊。外国人在我国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我国呼声》等报刊积极宣传我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字林西报》、《大美晚报》等也作了报道。

初期，抗日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我国 党在 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救亡日报》、《全民抗战》和国际新闻社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办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增加了抗日宣传的内容。我国 党在抗日 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迅速发展。1939～1940年间、在延安先后创办了《 d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1年5月， 中央办起了大型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带动了各个抗日 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改革，使我国 党的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的发展道路 (见延安报刊( 时期))、抗日 根据地报刊)。 时期在大后方出版的 《大公报》、 《大刚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报纸，也积极地进行了抗日宣传。众多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团结奋斗，为 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见 统治区报刊(1937～1945))。在沦陷区，日伪办的报刊受到人民群众的 。一些地方出现了抗日的秘密报刊(见沦陷区报刊)。

胜利后， 当局接管大批日伪新闻机构，在 统治区(包括原沦陷区)重新恢复了官方新闻事业垄断的局面。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抗战时期一度停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新创办了《东北日报》、《新华日报》(华中版)、《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等报刊。内战全面爆发后， 当局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分别于1947年2月及 3月被迫停刊。随后，《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南京版和上海版等大批报刊，被勒令停刊。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47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 停刊。新华总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先后转移到陕西瓦窑堡和河北涉县、平山等地坚持工作。新华社兼代了 中央机关报的任务 (见解放区报刊)。随着人民 不断胜利和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我国 党领导的我国 陆续接管了大批 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利用原有设备扩建了人民的新闻事业。1949年3月，新华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原延安台)随 中央迁进北平(今北京)；8月，华北《人民日报》改为 中央机关报。至此，建成了面向全国的中央一级的三大新闻机构，完成了我国 党的新闻事业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

1949年10月，我国建立，我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后最初 7年，在我国 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建立起初具规模的主义新闻事业体系，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0年，中央人民 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在全国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改进新闻工作的问题。会后，各级报纸开始以首要篇幅报道生产劳动；积极建立通讯员网络和读报组，进一步加强报纸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会议的决定，新华通讯社结束了战争年代各分支机构的分散状态， 完成了组织上和工作上的集中统一， 逐步建成为国家通讯社。通过建立城乡广播收音网和农村广播站，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扩大了收听范围，人民广播开始进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报纸 364种，广播电台61座，县广播站近1700个。

1957～1966年间，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8～1960年，适应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同时开办了电视事业。1958年全国有报纸491种，广播电台91座，电视台2座。1961年起，由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新闻事业随之压缩规模。1961年全国报纸减少为 260种，广播电视事业的规模也有所缩减。6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新闻事业又得到恢复。到1965年，报纸增加到 413种，广播电台87座，电视台12座。

“革命”时期，大批报刊被迫停办，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据1968年统计，全国省级以上报刊仅42种，其中全国性报刊只有 4种。1971年以后，报纸数量略有回升，但增长有限。与此同时，新华社和广播电视事业也受“革命”的影响，效率低、效益差，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1978年12月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979年起，报纸的种类和期刊总发行量成倍增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急剧增加。我国的新闻事业已由以报纸为主体逐渐转到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电影、新闻摄影等多种新闻工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功能的遍及全国的新闻宣传网已经形成。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已经成为建设主义的强有力的工具。据1987年统计，除台湾省外，全国共有登记公开发行的报纸1482家， 期总发行量为 18600万份；广播电台 386座，发射台和转播台1016座，收音机、收录机社会拥有量 3.3亿架，县级广播站2576个，广播喇叭8316万只；电视台 366座，发射台、转播台 17570座，电视机社会拥有量1.16亿台。新华通讯社已成为国际性通讯社之一，在国内外有分社 120多个，派驻国内外的记者1100多人。以海外华侨、台港同胞和外籍华人为对象的我国新闻社也有了很大发展。

我国的新闻事业作为我国 党和人民 的喉舌，在传播新闻，沟通情况；宣传思想，影响群众；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传授知识；提供娱乐等方面，正在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参考书目

方汉奇：《我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我国新闻事业简史》，我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3。

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我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1984。

:《我国报学史》，我国新闻出版社，北京，1986。

丁淦林：《简明我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6。

赵玉明：《我国现代广播简史》，我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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