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eichaowen

指北朝魏、齐、周三代的文。北朝文学兴起得比南朝为晚，也远不如南朝发达。其中“文”的情况与诗、赋还有所差异。从西晋灭亡以后，北我国广大地区陷入各族混战的局面，几乎无人从事诗赋的创作。至于“文”则因为包括一部分应用文字，早在十六国时代，就出现过一些富有辞采的章表檄文之类。但是在北魏初年，由于鲜卑拓跋氏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少，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又怀有偏见，所以当时的公文大抵是质木无文的散体。从北魏初年到孝文帝元宏即位(471)以前，北方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甚至较有辞藻的公文也很少见。

元宏即位时，拓跋氏入主中原已近90年。鲜卑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任用某些汉族士大夫，而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就逐步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元宏初年已经出现了祖莹等文人。元宏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后，更是大力推行汉化。从此，汉族士大夫逐渐致力于诗文的写作。但由于北方经过长期战乱，文学传统中断，他们不得不向南方文人学习。在北魏中后期比较有名的文人如袁翻、常景等，作文大多是骈体，但辞藻远不如南方文人华丽，对仗也不如他们工整，只能说是处于模仿的阶段。直到北魏覆亡前夕，才出现了温子昇。他的文章曾受到梁武帝萧衍的称赏，比之于曹植、陆机。从他现存的骈文看来，与齐梁骈文也无太大差别。和他齐名的是邢劭，其文风主要学梁代的沈约;稍后的魏收则学任昉。邢、魏二人曾互相讥笑彼此仿效任沈，可见即使到了东魏与北齐时代，北方著名的文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南方的影响。今人钱钟书说，“盖南北朝文同风合流，北士自觉与南人相形见绌，不耻降心取下，循辙追踪”，他们有时不象南朝文人那样繁缛，也不过是“北学南而未至，五十步之于百步，其走也同”(《管锥编》)。

稍后于邢劭、魏收的阳休之已活到了隋代，史称其“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北齐书·阳休之传》)。和他同时的祖鸿勋等人情况亦与之相似。祖的《与阳休之书》，淡雅秀逸，颇有晋代文章的气息。在北朝文中较有特色。

和东魏、北齐相对峙的西魏与北周，原有的文化不如北齐繁荣。西魏初年文人如申徽等所写的骈文，辞采远逊于温、邢、魏等人。但执政者宇文泰已经嫌这种文风过于华靡，曾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以改变文风，但实际上在文人中并无多大影响。西魏末年攻破江陵，梁代著名作家庾信、王褒等都来到长安。一时北周文人纷纷仿效，连宇文泰的儿子宇文逌等都写作骈文。现存北周人的文章包括庾信、王褒的作品在内，超过北齐有一倍多。

庾信是整个南北朝时代最有成就的骈文家。他运用辞藻、典故和对偶的技巧十分纯熟，文章的风格苍凉悲愤，笔力雄健，而不流于纤弱。这种文风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南方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骈文的技巧，而到北方后又因屡逢丧乱，身受离乡背井之苦，笔端常含感情。

《隋书·文学传》称北朝文“重乎气质”，“便于时用”，以为北朝的诗赋虽不及南朝，而文尚有独到之处。其实就公文而言，多半是骈体，还不足与南朝相颉颃。至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均系散体。《水经注》是为《水经》作注释，其中写景的部分颇多佳篇。《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的佛寺建筑及有关轶事掌故，书中写北魏中后期一些上层人物的生活面貌，颇为生动。这两部书颇重辞藻，有时还杂有骈句。《颜氏家训》重在说理，书中也写到了梁朝和北齐的人情世态及某些轶事，其中《文章篇》还讲到了作者和当时人的一些文学见解。此外象魏收《魏书》，在记事方面亦有其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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