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xiandai meishu yanjiu

[外文]：modern Chinese art research

我国 以来对中外美术史、美术理论及美术技法的研究。清末民初以后，由于 革命运动、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尤其是 主义的传播，使美术研究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结合美术运动著书立说，美术研究从书斋走向思潮起伏的社会实践，研究者们以新的视角观察古今美术现象。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美术史研究出现了3种不尽一致的动机：

（1）想通过介绍灿烂的古代美术以发扬国光， 或抵消外来的影响；

（2）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而力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想区分古典美术中的精华和糟粕；

（3）出于融和中西的目的而寻求对古代美术的新认识。这样，就有了肯定性与否定性的思考和观点，有了种种歧异和评价。在方法上，有传统式的、有引入西方的综合分析、专题分析等新式的，亦有兼而有之的。系统的专著不多，零散的论文不少。美术通史著作远不如绘画史著作为著者所关心。考证、作品辨伪、资料丛集沿续清代汉学传统，不乏人做；断代史、风格演变探讨、画家研究、画论新探，更为一般研究者所注目。各个时期的情况亦不一样：民国时期诸家并立，研究多带有自由个性色彩；50～70年代大多力求用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把美术史现象与社会、阶级和物质生活联系起来考察。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丰富，愈到后来就愈深入、具体和完善。早期美术史研究多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些著作甚至就是翻译或编译而成的，40年代后，我国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才渐渐丰实。总的看来，无论美术考古、美术发展史、美术作品和画家研究，都还不够成熟，而从文化学、民俗学、美学诸角度对古代美术加以深入把握的研究，还很薄弱，未形成自己的体系。80年代以来，在原有研究家渐趋成熟的同时，新的一代史论家相继崛起，从而迅速改变着旧有的面貌。

在专门的我国美术史研究中，先后出版有：潘天寿《我国绘画史》(1926年初版，1934年修订)、郑昶《我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我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我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我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我国绘画史》(1937)、胡蛮《我国美术史》(1952)、李浴《我国美术史纲》（1956）、阎丽川《我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我国美术史讲义》(1956)、王伯敏《我国绘画史》（1982）及王伯 编的《我国美术通史》(1988)。专史有阿英《我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我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我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我国版画史》、毕克官和黄远林《我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和李小山《我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我国年画史》(1987)等。在这些著作中，郑昶《我国画学全史》是较早的一部结构严密、逻辑清晰、资料比较丰富而又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全书将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实用时期、礼教化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划代为章，章分4节：概况、画迹、画家、画论，书后附《历代画学著述》、《历代各种绘画盛衰比例表》等。俞剑华《我国绘画史》以画家人名的丰富和师承派别关系的详尽著称，多列表陈述，条理分明，便于查找。滕固《唐宋绘画史》是作者计划中所写中古绘画史的一部分。作者是一位兼通中西的美术史家，他将我国美术史分为生长时期（佛教传入前）、混交时期（佛教传入后）、昌盛时期（唐宋）、沉滞时期（元至现代）。邓以蛰认为《唐宋绘画史》的价值在于：“①打破了南北宗论；

（2）是根据风格演变而不是根据朝代论述美术的发展；

（3）把“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演变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其不足在于实例分析不够，有些作品不辨真伪”(《唐宋绘画史》校后记)。50年代的几部美术史著作多为美术院校教材，都比较简明扼要，其中李浴《我国美术史纲》对石窟艺术叙述比前人详细，80年代初又增删再版。王逊所编著《我国美术史讲义》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由作者自己修改完稿并正式出版。阎丽川《我国美术史略》，文笔流畅且多抒己见，70年代末曾修订再版。这些著作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在试图用 主义观点阐释历史时，往往简单化，或带有某些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王伯敏《我国版画史》和阿英的两部关于年画和连环画发展史的著作，各从一个方面填补了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王伯敏《我国绘画史》也是在教材的基础上写成的，比既往的著作增加了许多翔实的新材料，且文中多有插图，便于读者对照。

近百年来还有大量关于美术史的论文以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著作。譬如关于南北宗论问题的探讨（童书业、滕固、启功、俞剑华等），关于黄山画派的研究(黄宾虹等)，关于文人画问题的研究（陈师曾、丰子恺、伍蠡甫、王逊等），关于彩陶、青铜艺术的研究（贾兰坡、马承源、张光直等），关于石窟艺术的研究(阎文儒、史岩、宿白、段文杰、史苇湘、金维诺、宫大中等），关于民间年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王树村等），关于石涛、朱耷、渐江等明代遗民画家的研究（傅抱石、黄苗子、汪世清等），关于中印艺术姻缘的研究(常任侠等)等。这些论文、专著，有的以深入剖析见长，有的以新材料的发现和旧材料的证伪见长，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金维诺《我国美术史论集》等。

在我国美术史研究中，有一批收藏书目、美术书目解题、辞典、鉴藏笔记、画家年表、史籍丛刊、跋题及杂记，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有关文字资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与基础。著名的有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罗振玉《雪堂书画跋尾》、《南宗衣钵跋尾》、庞元济《虚斋名画录》、汪士元《麓云楼书画记略》、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俞剑华《我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傅抱石《我国美术年表》和 《石涛上人年谱》、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其中《美术丛书》初版于1911年，至1947年4版增订，共收集了历代书画、雕刻摹印、 瓷铜玉石等约285种著作。编者广搜善本、参互校对，搜罗丰富，不足处是驳杂而缺乏归纳，有的名著未收入，有的伪书未加指明。《画史丛书》初版于1962年，选辑自唐至清的著名画史22种，以断代、地方、别史、笔记 4类编纂，选本精审，作了文字上的校勘，并加以标点，是一套翔实可靠的丛书。《书画书录解题》初版于1932年，共12卷，是书画专目并加解题的首创之作。作者将自东汉至现代所见860 种书画著作一一通览，所为解题，言必己出，不作蹈袭之语，博稽精细，条理分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俞剑华编《我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一部美术家人名工具书。《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敦煌研究院整理编写的，集中反映了近40年来该院和国内外对莫高窟雕塑、壁画内容研究的成果，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另外，还出现了一批关于我国书画鉴定的著作。我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的《我国古代书画目录》、徐邦达《我国书画鉴定概论》等，都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现代以来，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发达，对我国美术史图片画册的编辑出版日益增加和精致。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各大博物馆、美术出版社，都不断推出新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 6个出版单位共同组织编辑的《我国美术全集》已陆续出版发行。这从一个方面丰富了我国美术史的研究，并为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基础。

后，对外国美术的介绍逐渐频繁，随着留学生的归国而趋于高涨。早期多经由日本转译，或介绍日本人写的西方美术书籍。不少美术家编译了种种介绍性著作，包括欧洲绘画史、欧洲雕塑、欧洲著名美术家及美术思潮、绘画技法等。 、 、鲁迅、陈抱一、俞寄凡、吕澂、黄忏华、丰子恺、 、 徐悲鸿、刘思训、 陈之佛、李金发、傅雷、倪贻德等，在五·四运动前后和30～40年代，都写过许多介绍西方美术的著作和论文，有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引入西方美术有重大影响，他重视和提倡美术的社会作用，经常著文、演说，支持带动了许多人。鲁迅从 后就开始介绍欧洲近代美术思潮，20年代末翻译了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1929)，而从1929～1936年间，他自己成立出版机构和自费印刷的画集约18种，其中13种均属介绍外国美术的，准备编印出版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的外国美术书籍13种。他侧重介绍的是外国版画与插图，包括写实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他为这些画集费尽心血，并为每一本作序及后记，内中既有对外国美术家的评介，亦有对美术运动、创作的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近代木刻选》(一、二集)、《比亚兹莱画选》、《＜死魂灵＞百图》、《一个人的受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苏联版画集》等。吕澂在五·四运动前后曾致力于新文艺运动，倡导美术革命，担任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编写了几部介绍西方美术和美学的著作，是介绍西方美术的先驱者之一。丰子恺以质朴而风趣的文字介绍欧洲及日本美术，写了《近代艺术纲要》、《西洋画派十二讲》等书，曾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广泛影响。陈之佛著有《西洋美术概论》(1934)、《西洋绘画史话》(与陈影梅合作，1940)、《色彩学》(1928)、《艺用人体解剖学》及有关外国工艺美术的著作、论文多种。 游日本、欧洲，均有记述外国美术教育的著述问世，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还与傅雷一起编辑过《世界名画集》等。倪贻德是另一位多产作家，从20年代末始，他先后写了《水彩画概论》、《近代艺术》、《西洋画概论》、《西洋美术史纲要》、《现代绘画概观》、《西画论丛》等10余种介绍西洋绘画及绘画技法的著作，他的文笔生动，又有艺术实践的体验，所写画家评述、作品鉴赏、流派分析和画法解说等，俱切实具体。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过艺术史，归国后曾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写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85)，书中论述了从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中叶的20余位著名美术家的艺术与事迹，委曲精微，且联系时弊──对30年代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和学院派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和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近现代严谨、最负盛名的艺术史论译作之一。梁得所编译的《西洋美术大纲》(1929)以英国W.渥宾《美术大纲》为蓝本，加以审择增益，介绍了从文艺复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术发展，文字简要生动，插图印刷精美，曾一再重版。 、宗白华、施蛰存、 等也都曾涉足美术，翻译或著作过关于西方美术的书或论文，且往往有独到的眼光与见解，如《拉斐尔前派》（ ）、《今日之艺术》（H.里德著，施蛰存译）等。岑家梧《史前艺术史》(1937)、《图腾艺术史》(1938)属于人类社会学与艺术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著作，广采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人类社会学、人类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比较详尽地介绍评述了西方史前艺术和近代以土著人艺术为实证的原始艺术研究，是美术起源和史前美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50～60年代，对西方文化基本封闭。1958年内部出版了平野、殷鉴、甲丰翻译的《印象画派史》，几乎是一个例外。这期间介绍和翻译了一批俄国和苏联的美术著作，俄罗斯画家И.Е.列宾、Β.И.苏里科夫等写实主义、 主义艺术家的评传和论文广为流传。苏联美术史家阿尔巴托夫等人关于欧洲美术的著作也被部分翻译过来，成为我国美术家了解西方美术的间接窗口。美术院校普遍开设西方美术史课，讲述从古希腊到俄罗斯美术的历史，但几乎全盘照搬苏联。7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开放引进和对历史的重新思考，许多西方美术著作尤其是西方近现代美术著作被纷纷介绍过来，如里德的《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译)、L.文杜里《西欧近代画家》（钱景长、华木、佟景韩译）、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译）等一批名著，以及关于许多著名美术家（如P.毕加索、E.德拉克洛瓦、米开朗琪罗、V.凡高等）的专著。我国学者写的西方美术史书，如王琦主编的《欧洲美术史》陆续出版。《世界美术》、《美术译丛》、《美术史论》等刊物也大量翻译介绍了东西方美术研究的论文，一批中青年美术史家、翻译家也脱颖而出，写作或翻译了为数不少的论文和著作，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总的说来，近现代对东西方美术的介绍还不系统和丰富，许多名著没有翻译过来。至于我国人自己研究外国美术的论著就更不够广泛和深入，这既需要时代条件的成熟，也需要美术史家的努力。

现代美术理论也是在引入西方文艺思潮的情势下产生和发展的。古代美术理论多为经验型的、零散不成系统的著作，现代美术理论逐渐加强了思辨性与系统性。西方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也通过译著、留学生和美术教育诸途径逐渐渗透进来，开始了一个新的美术理论研究的时代。

在早期美术理论研究中， 、鲁迅、吕澂、朱光潜、丰子恺、俞寄凡、宗白华、邓以蛰等翻译、编译和写作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和论文，起到了多方面的启蒙作用。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美、美感、美育与美术的关系、美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美术起源、美术的分类等问题，产生了广泛影响。鲁迅在介绍外国美术的同时，还写了大量文章、书信，就美术的性质、社会功能、美术与人生的关系、美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美术家的修养以及版画、漫画、书籍装帧、连环画创作中的理论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拿来主义、为人生等一系列著名观点。鲁迅美术理论的特点是紧密联系美术思潮，虽不系统，却鲜明深刻，对现代美术尤其是左翼美术运动和木刻、连环画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吕徵在五·四运动后曾编著了《美术概论》(1923)、《晚近美学思潮》(1924)、《美学浅说》（1926）等书，介绍西方美学，并力图以近现代美学观点和方法阐述美术现象。在20～30年代，一些著名画家曾提出许多观点、口号，虽不曾从理论上充分论说，却有相当的影响，如徐悲鸿关于写实绘画的观点、 的中西绘画调和论、 对艺术个性的鼓吹、高剑父的中西折中论、庞薰琹等人的自我表现论等。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美术理论译作有《美学纲要》（黑田鹏信著，俞寄凡译，1923）、《艺术概论》(俞寄凡编译，1932)、《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著，苏汶译，1929）、《罗斯金艺术论》（刘思训译，1927）、《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著， 译）等。美学家朱光潜的著作如《文艺心理学》等，对美术界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丰子恺以画家、美术教育家和文学家的全面修养写下了大量论美术的文字，深入浅出，广泛论及了中西美术、美术家的品格与修养、美术欣赏、漫画的创作原理与特色以及色彩学、书法、工艺美术各方面的理论问题，对普及美术基础理论知识和提高青年美术家的鉴赏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邓以蛰、倪贻德、徐悲鸿、俞剑华、朱应鹏、陈之佛、傅抱石等，写了许多美术评论，对现实的美术问题论说争鸣，并通过各种杂志报纸传播开去，──这也是现代美术理论研究和传播方式远胜于古代的一大特色。

在众多的著述中，宗白华、邓以蛰、伍蠡甫的研究尤富于理论深度和独特性。宗白华早年留学法国，攻哲学、美学，善诗，又深谙古典我国美学与文学。他翻译了一些重要的西方美学论文，写作了《我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许多重要文章，就中西美术的异同、我国艺术中的空间意识、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我国书法中的美学思想等许多重大理论课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的这些美术理论著作都能提升到哲理与美学的高度，并注入一种诗意的直观式的描绘，被评为是把握了“我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的美学家(李泽厚《美学散步序》)。邓以蛰早年留学日本与美国，攻哲学与美学，著有《艺术家的难关》(1928)、《画理探微》等。他主要接受了黑格尔美学思想，推崇表现理想、人生和民众的艺术，对于以新的美学观点、方法、研究传统书画美学，作了开拓性的工作，提出了对意境、神、书法与情感关系等问题的独特看法。伍蠡甫先后著有《谈艺录》(1947)、《我国画论研究》(1983)等。他以比较学的方法对我国画中的线描、意境、诗画关系、风格、形式美等诸种范畴作了广泛的研究。另外，林文铮著有论文集《何谓艺术》(1931)，他从席勒、康德和尼采美学中汲取营养，主张艺术表现感情和超越功利，倡个性和自由的精神创造，亦产生一定影响。

1949年后，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主义成为指导一切的思想，苏联的经验被广泛引入，美术理论研究亦随之发生巨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苏联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思想，在美术教育、美术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调美术为政治服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强调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强调歌颂英雄人物、创造典型、阶级性与人民性，提倡表现理想，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较好的创作方法……。在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初期，理论争鸣曾比较活跃。至“革命”10年，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居于统治地位，出现了否定一切优秀美术传统、打倒一切艺术权威的极端虚无主义理论，封建专制主义在“革命”的口号下得以复活，美术思想领域一时间变成了荒地。1978年后，随着开放与改革，美术理论研究从复苏到初步繁荣，国外美学、心理学、文化学和艺术学著作被广泛介绍进来，一批系统的译著出版，美术报刊空前增多，论争也趋于频繁和活跃。

在50～6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美术刊物有《美术》、《美术研究》、《版画》等。美术理论主要以评论的方式出现，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是王朝闻、蔡若虹、江丰、力群、王琦等。其中以王朝闻的影响较大，先后出版了《新艺术论集》、《新艺术创作论》、《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一以当十》、《喜闻乐见》等文集。他善于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由此及彼，由美术论及其他姊妹艺术如戏曲、电影、舞蹈等。他的评论与研究富于经验性与具体性，多从欣赏的角度论述审美关系的相对性，善于对作品作生动具体，观点新颖的分析。蔡若虹、江丰都是美术活动家兼评论家，他们常就美术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美术教育等问题发表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力群曾主持过《版画》、《美术》的编辑工作，写了不少有关版画、年画创作的评论，出版有《力群美术论文集》、《访问苏联画家》等著作。王琦也是一位版画家，兼研究欧洲美术与现代美术，出版有《新美术论集》等书。

70年代以来，除《美术》、《美术研究》等刊物外，又出现了《世界美术》、《美术译丛》、《美术史论》、《我国美术》、《美术思潮》等新的美术报刊，以及兼及美术的《文艺研究》等综合性艺术理论杂志。一批中青年美术理论家脱颖而出，写出了许多专著、论文和评论，标志着美术理论的新成就。

近现代以来，美术技法及相应的美术科学理论是另一值得注目的领域。从20年代开始，先后出版过多种关于艺用人体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以及素描、油画、水彩画、水粉画、我国画、版画、图案、设计等各门类的画法或构成法的著作。许多美术家操笔写作，总结经验，翻译介绍，为传播美术科学与技巧作出了贡献。姜丹书、黄宾虹、金城、吕凤子、徐悲鸿、颜文樑、胡佩衡、于非、陈之佛、傅抱石、倪贻德、雷圭元、文金扬等，都留下了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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