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ü Tiancheng

晚明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余姚（今属浙江）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万历间诸生。万历三十一年(1603)前后，曾在南京做过职位很低的官，一生功名不得意，但对科举一直存在幻想。

吕天成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能。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词”，不过，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戏曲方面。他是晚明剧坛的多产作家，作品数量至今尚难作精确的勘定。已知他写过《烟鬟阁传奇十种》，包括《神女记》、《金合记》、《戒珠记》、《神镜记》、《三星记》、《双阁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及《神剑记》，而前人戏曲论著中提到的还有《双栖记》、《李丹记》、《蓝桥记》、《碎琴记》和《玉符记》等 5种，杂剧部分有《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帐》与署名“竹痴居士”撰写的《齐东绝倒》等 8种。上述传奇戏曲与杂剧，除《齐东绝倒》见存沈泰《盛明杂剧》而外，余皆亡佚。《齐东绝倒》写帝舜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瞽叟逃脱制裁，颇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骗性质，也讽刺了帝王的徇私。吕天成又曾校订《荆钗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浣纱记》、《还魂记》、《义侠记》等28种南戏与传奇。他的戏曲创作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岁以前，比较注重文词的雕琢，稍懈于音律的要求；后来在沈璟等人的影响下，改宗本色，谨守宫调与平仄的规定，从而得到“音律精严，才情秀爽”的奖誉。

吕天成还撰有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两种及《红青绝句》1卷。

吕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学著作，它与王骥德的《曲律》并称明代戏曲理论著作的“双璧”。《曲品》初稿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两次增削更定。最旱的万历间刻本业已失传，传世的抄本又每与高奕《新传奇品》及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相混杂，至近人刘世珩重印时，始将《曲品》与后二书分开。

《曲品》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这部著作，在体例上仿效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和谢赫的《画品》，分上、下两卷，上卷品评元末至万历间南戏与传奇的作者；下卷专论他认为“入格”的传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类;而对隆庆以至万历间的作者与作品，则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戏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戏曲作品212种。作家部分，先记姓字里居，继之以四六骈文的评议。作品名目，仅20种见于《永乐大典》、《南词叙录》等前人著述，其余 192种俱系首见，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并以简略的文字点明故事情节。因此，《曲品》为后人探索作家的历史、创作意图，及已佚传奇的内容、风格、优缺点，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第二，在品曲的标准方面，吕天成继承了外舅祖孙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一些见解。首先，在叙写的内容上，吕天成虽然也和沈璟一样，主张“醒世”、“范俗”，但对迂腐的说教，并不赞赏。他批评邱濬《五伦全备记》“稍近腐”，指责沈龄《龙泉记》“是道学先生口气”，仅列“具品”，而盛称以情格理的《还魂记》“惊心动魄”，“无境不新”，推为“上上”。其次，在艺术处理上，吕天成十分重视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关目中展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统一，认为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审美效果，感染和教育观众的重要关键。在结构安排上，吕天成力主紧凑，反对拖沓。力戒以“无紧要”的人物与情节喧宾夺主。第三，对创作主张和风格流派不同的作家与作品，能尽量不带门户之见。从文艺批评的原则出发，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吴 的剧作家和理论家，对汤显祖的剧作多比较苛刻；吕天成虽出沈璟门下，却能客观地指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认为沈璟的功绩在于“妙解音律”，从声律、词法的倡导方面使传奇创作重新步入正轨；而汤显祖的本领在于运用才情充分抒发性灵，“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对照两人，瑕瑜互见，因而主张合两人的长处：“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意见，立即为同时及后世的戏曲家们所认可。第四，《曲品》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当行的内涵，原指“作法”，即从演出的需要考虑情节关目与结构；本色则仅重“填词”，指以浅近的语言写曲辞，要求体现神情与机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畴作了简要的说明。与此同时，又指出当行与本色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雅俗的统一。

由于吕天成对民间戏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较粗糙的作品，采取排斥的态度。《曲品》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了它的价值。而在品评方面，吕天成未能完全摆脱前人偏重声律、探寻故实、衡量文采的窠臼。9品的划分，虽说细腻，却嫌琐碎，且由于赞美多、批评少，界限并不很清晰。连王骥德也指出《曲品》“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即如有些具体评价，也有许多欠妥当之处。

《曲品》较有影响，晚明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曲品》，就是继《曲品》之后的著作，清代黄文暘《曲海目》、近人王国维的《曲录》，多从《曲品》撷取材料。

《曲品》的明刻本已亡佚。今通行数种刊本均出自刘世衍传抄清抄本。清乾隆时杨志鸿抄本《曲品》为今所见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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