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jiating jiaoyu

以封建家庭的所有成员为对象，教诫他们遵守封建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关系，以及治家的方法等。我国古代有许多“家训”、“家范”、“家诫”、“家教”等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

我国古代长期处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那时的家庭既是全家人共同生活的组织，也是一个从事生产的单位。因此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把“家”视为社会的基层组织，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荀悦《中鉴·政体》)，并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他们认为:“齐家”，就是要家长首先按照封建的伦理标准，修养自己的身心，然后以身作则教育全家的人。只要一家人教育好了，推而广之，便可以影响一方，一国，从而实现“国治”、“天下平”的政治理想。古人为“齐家”、“治家”、 “家教”而写的大量著作，都是为了藉以教育子孙为人处世之道，进而求得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

“家训”、“家教”这类著作，最早见于《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杜恕著《家诫》”，而此书已佚。现存最早的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流传最广，最久，被誉为家教之祖，“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王钺《读书丛残》），用以教子治家。

《新唐书·房玄龄传》称房“治家有法度……，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诸子各取一具……”，可见唐代这类著作已有许多。宋司马光著《家范》，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并广辑历代人物的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其后这类著作多采用这种体例，影响较大。

“家训”、“家教”一类的著作，明清最多。明末清初朱柏庐著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它以程朱（熹）理学为本，阐述封建道德观念，主张知行并进，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它在清代影响较大，几乎成为一本家庭教育教科书。

“家训”、“家教”这类著作，对子女的教育从封建宗法制度出发，重男轻女，男女异教，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多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培植子女成为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贤妻良母，这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但它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有许多思想、观点还是可取的。比如：

（1）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应始自“正本”与“胎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的记载。这种注意选择配偶以“正本”的思想，证明当时已经懂得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后代的道理。又周初文王的母亲和后来孟子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注意对胎儿实行“胎教”（《列女传》、《大戴礼记·保傅》、《贾谊新书·胎教》等书均有记载）。其后随着医学的发展，逐步形成“外象内感”说的胎教理论(陈自明《女人大全良方·胎教门论》）。“正本”与“胎教”是我国古代的优生思想。

（2）认为教育儿童应尽早自为“赤子”时就该开始， 理由是:“心未疑而先教谕，则化易成也”;“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大戴礼记·保傅》)。他们抓了一个“早”字，强调早期教育，是有道理的。

（3）认为应重视周围环境、 的影响。古人为子孙“选左右”、“择邻处”的事很多，认为环境对人所行的是“无言之教”，所起的是“潜移默化”作用。儿童在一个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会不知不觉地变化，这个“随遇而化”的效果，是比较巩固的。

（4）认为对孩子须要既知爱，也知教。“爱而不教”， 必沦于“不肖”;“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因此古人说“慈母败子”（司马光《家范》）。“名曰爱之，其实害之”的历史教训实在不少。

（5）认为教子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应有正道。古人有为子孙着想者，多“广置田庐” 而不知教以“义方”。 春秋时，石碏谏卫庄公:爱子，“教之以义方”，因此后世谈家教者多以此为训。西汉太子太傅疏广，要子孙在生活上“与凡人齐”， 依靠自己的“勤力”，“以供衣食”，反对“喻之以利”，“遗之以物” (《左传·隐公三年》、《汉书·疏广传》)。

（6）认为教育子女不能操之过急，应“量资循序”。既要考虑（量）儿童的“资”，又要按照（循）事物的“序”，把“因材”与“循序”结合起来施教，才能“优而游之，使自得之”，否则必致“欲速则不达”（崔学古《幼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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