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jianlun

我国历代思想家有关奢俭的理论观点。“奢俭”是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常用的范畴。奢和俭是就人们的消费状况而言的。区别奢俭的标准因时代和阶级而有所不同。从春秋时代直到19和20世纪之交，人们一直用奢俭范畴来表达多方面的经济观点，形成了颇为丰富的经济思想。

以孔丘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反对各等级的人有超过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的即被指责为奢。如果处于下位的人这样做，则除了被指责为奢外，还要被指责为“僭”。僭是一种政治罪名。

先秦的墨家和道家都主张黜奢崇俭，但采用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和健康的需要作为消费标准。这种黜奢崇俭观点是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表现。道家把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看作理想，而把人类物质、文化方面的一切进步都看作是导致人们身心堕落的坏事。道家的黜奢崇俭观，实质上是否定人们生活方面的任何改进和提高，幻想使社会退回到原始时代。

西汉中期以后的两千年来，“黜奢崇俭”更加成为在消费问题上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成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教条之一。它主要继承了先秦儒家奢俭论的等级性，强调处在不同等级的人要有不同的消费标准，尤其着重“以礼义防民”（《盐铁论·本议》），不许下层等级的人有所超越。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先秦道家奢俭论的保守性，宣扬所谓“不贵异物贱用物”（《尚书·旅獒》），把新技术的应用和新生产门类的出现都指责为“奢”。

封建正统的黜奢崇俭教条，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缓慢和墨守陈规的特点，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力图压缩下层人民的必要劳动产品以榨取更多剩余劳动产品的要求。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同黜奢崇俭论相反的观点。例如，《管子》一书就提出了“兴时化……莫善于侈靡”，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允许和鼓励奢侈，可以消散富人的积财，也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门路。

明代后期，陆楫写有《禁奢辩》一文，认为俭最多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蒹葭堂杂著摘抄》）。他的论据是，“奢”能增加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能够使 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商人“有所益”，又能使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易为生”，所以不应“禁奢”。这种从商品生产和市场销路角度肯定“奢”的观点是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第一次 战争前夕，魏源对“奢”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的“奢”都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只有处在当时封建等级中层的“富民”才是这样。因此“黜奢崇俭”论只“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古微堂内集》。在这里，“上”指皇室、贵族、官僚等统治者，“下”和“富”都指商人和一般地主之类的“富民”。魏源的观点，表明有资本倾向的商人和一般地主，这时已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且开始把自己同封建统治者和劳动者区别开来了。

到19世纪70和80年代，随着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新式工商业的出现，关于奢俭的争论逐渐变成了封建主义经济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争论的一部分。地主阶级顽固派以“黜奢崇俭”论为武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反对发展新式工商业，把新式工业技术和工业产品都看作“奢靡无用”和“奇技淫巧”，把投资兴办新式工业视为只“耗财”而不“生财”的较大奢侈浪费。这种论调受到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代表人物的激烈反驳。 （1865～1898）尖锐地揭露了顽固派鼓吹黜奢崇俭论的实质是阻挠办新式工业以断绝贫民的其他谋生之路，迫使他们继续处于封建剥削的枷锁之下，“而入租税于一家”（《仁学》）。严复更明确地从消费同生产的关系来论证“奢俭”。他认为俭是美德，是宝，应该提倡“崇俭”。但俭所以是宝，就在于它对财富能“生”、能“养”，他痛斥那种借口“崇俭”来反对投资工商业的顽固派是妨碍财富的“生”、“养”的“财之蟊贼”。严复所说的“俭”，实际上是指把从消费中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财富转化为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即进行资本积累。这样，严复就从传统的黜奢崇俭论中排除了其封建性质，而把它改造为反映资本积累要求的资产阶级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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