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Tang kaogu

我国考古学的一个阶段。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起自隋止于五代(581～960)。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在 直接统治区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族建立的地方 ，如吐蕃、南诏、渤海等，他们与 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隋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它通过陆路、海路交通，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同日本、 及中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和贸易，国际影响深远。因此，隋唐五 古学的研究，不仅在我国考古学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世界文化史的领域内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探险队，先后进入新疆、甘肃地区，挖掘墓葬，调查古城及石窟寺遗址，掠走大批隋唐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又大规模地挖掘了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等遗址。我国考古学者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旁的雅尔湖和甘肃敦煌老爷庙等地发掘过唐墓，在四川成都发掘了五代前蜀王建墓。还调查过一些城址，如隋大兴唐长安城、唐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唐沙州城等。此外，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建筑的发现和洛阳附近隋唐墓志的收集，也是比较主要的项目。我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包括隋唐五 古跨进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30余年来，勘察了包括两京在内的一大批隋唐城址；调查或发掘了南北各地的隋唐陶、瓷窑址;发掘了一些隋唐居住遗址和宗教遗址;对现存于地上的隋唐遗迹、遗物，如石窟寺、碑刻、塔、栈道、刻铭、建筑等，进行了普查、清理和保护。与此同时，还调查了唐代陵墓，发掘了五代南唐二陵和数千座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隋唐墓。从这些遗址、墓葬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隋唐文物，其中有各类陶、瓷器皿，金银器皿，铜铁器；有各种俑类及模型器；还有各类文书、丝棉麻毛织物、绢画、壁画、墓志，以及不同质地的装饰品、工艺品和其他生活用品。通过上述各项调查、发掘和发现，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实物资料，为隋唐考古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30余年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典型遗址、墓葬（或墓群）的探讨不断深入，关于隋唐城市、墓葬、遗物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逐步展开。

隋唐城址考察工作的重点，是隋唐两京和个别大都市，对其他城址一般仅进行了地面调查。

现已发现的隋唐城址近20处，最重要的是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扬州城遗址以及其他隋唐城址，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它们是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古城遗址、唐沙州城和寿昌城（二城皆在甘肃敦煌县）、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唐单于都护府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隋唐胜州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唐天德军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阿拉奔乡北古城）、 隋大同城(天德军城西南约2公里)、唐丰州城（天德军西南约30公里）、唐东受降城（内蒙古托克托县城的“大皇城”）等。此外，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及实地调查推断，辽宁朝阳镇即唐营州之所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红柳河上大湾沟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之宥州城。

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建设的传统，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场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深沟高墙的里坊之中。

隋唐城市的基本布局可分为两类：

（1）隋唐的都城。都城中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第1种形式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唐更名长安。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36.7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地面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其整体设计，显然是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结构谨严，区划整齐。大兴──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该城的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兴──长安城的坊多作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市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2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 其地位仅次于大兴──长安城。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上都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其皇城宫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这里虽也是棋盘式的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的位置也不象长安城那样左右对称，在城东部洛河两侧设南、北二市，于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皇城、宫城地处全城较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围护，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小得多，却多设一市，市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隋唐扬州城不属都城，由于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也不同于一般地方城市。近10年来，隋唐扬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江都宫（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罗城西北隅蜀冈上，城市布局估计和洛阳城有某些相似。扬州是隋唐时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及国际贸易十分发达。重视水路运输，是它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内河道纵横，并与流经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相通。

（2）地方城市。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布署的，较小的州县也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在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从唐代晚期起，传统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变革。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则天母扬氏的顺陵俱已进行过反复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昪墓和李璟墓、广州的南汉王刘晟墓和杭州的吴越王钱氏墓也都作了发掘。

指昭宗以外唐代十八个皇帝的陵墓，它们分布在关中渭水北岸的三原、礼泉、乾县、富平、蒲城、泾阳诸县。依山为陵，是唐代陵墓的一大特征。据调查，这种作法是从营建太宗昭陵开始的，此后便相沿成制。太宗以下诸帝，虽有因地势高亢之土塬营陵者，但只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三例。与依山为陵出现的同时，还形成了在帝陵区内（如帝陵东南部）辟陪葬区，以皇亲勋臣陪葬的制度。自高宗乾陵开始，陵园平面布局定形化，陵墓石刻组合也大体固定下来。

唐陵的基本布局是：陵园中心筑陵台，台南置献殿。陵台四周通常环筑内外两重陵垣，陵垣整体呈四方形，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外设神道，并增筑包砖土阙。东、西、北三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南门外，除置武士、石狮外，由内向外夹神道列置颂碑、文武侍臣、石马及御马者、瑞禽瑞兽、望柱等石刻。陵区内（如在神道侧面）还建有下宫。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均为割据一方的唐朝藩镇，其陵墓沿用唐陵的某些制度。从对割据西南的前蜀、后蜀，割据江南的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陵墓的调查或发掘看，五代陵墓大都象唐代一样是依山为陵建造起来的。只是限于其偏居一隅，政治势力弱小，经济力量不足等客观条件，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雄伟壮观。

前蜀主王建墓与南唐主李昪、李璟墓，墓室分别为石结构、砖石混合结构和砖结构，皆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后蜀孟知祥墓，则是三个并列的穹窿顶圆形石室。南唐二陵墓室四壁影作仿木建筑的柱、枋、斗栱等。棺床建于中室（王建墓）或后室（南唐二陵）。墓内最主要的随葬品是哀册、谥册、谥宝等，王建墓后室还出土有墓主的圆雕石坐像。南唐二陵以大量男女陶俑随葬，陶俑种类多，刻划细腻，代表了内宫中各种不同职分的人物。五代陵墓的某些制度，又为宋代帝王陵墓所继承。

在唐 直接统治的广大地域内均发现隋唐墓葬，其中以西安、洛阳地区数量最多，西安地区已发掘清理2000多座，洛阳地区估计也有数百座。其次如山西太原、辽宁朝阳、新疆吐鲁番、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广东北江流域及沿海、福建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也都是隋唐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

隋唐时期，国家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各自具有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在江南尤其突出。6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提出了隋唐墓葬的分区问题。根据全国发现隋唐墓葬的现状，初步可将其划分为七个区域，即隋唐两京地区、朝阳地区、湖北地区、湖南地区、扬州地区、广东地区和福建地区。

这一地区的隋唐墓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纪年，在我国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在两京地区，以对西安隋唐墓的研究最为充分。

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3期：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第二期，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第一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第二期墓葬，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俑。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第三期墓葬，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与分期相适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 (见彩图)

除朝阳外还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此区隋唐墓随葬品的情况与两京地区无大区别，唯朝阳唐墓所随葬的俑中，多为未经焙烧的泥俑。此区隋唐墓的较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

主要发现于武汉一带，这里是长江中游隋唐墓最多的地区之一。流行以花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内设较高的棺床，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随葬陶（瓷）质人物俑、陶动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现较早，还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器为主，器形有高颈球腹盘口壶、内饰叶纹的高足盘、实足小碗、蹄足圆形砚等。此外，还经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

从随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遗风；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盘口壶、瓷罐、唾盂，则表现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

主要指长沙、衡阳、常德、湘阴等地，仅长沙一地，已发掘唐墓500余座。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墓砖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头部）留生土二层台或挖出小壁龛。砖室墓多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其次为前室较小的前后室墓（有的后室附建耳室）和两室并列的双室墓。随葬品以釉陶和陶器为主，器形有壶、盘、碗、罐、水注等。也随葬陶武士俑、文俑、伎乐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骆驼等。釉陶多施黄褐釉或绿釉，少数墓中发现兼施紫、白、蓝三彩釉者。瓷器有青瓷、白瓷两类。

从随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器物有高足杯、盘、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直颈盘口壶等。后期器物有重唇带盖罐、葵花形碗、敞口碗、肩部附加荷叶形饰的盘口壶等。前期釉陶器一般施淡绿色薄轴，并有冰裂纹;后期釉呈黄褐色或深绿色。前期瓷器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后期则出土一种胎质厚重、颜色混浊、制作粗糙的白瓷。

是长江下游唐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两种。砖室墓墓壁常砌出小龛，墓室内设棺床，棺床与墓壁间留出一砖宽孔隙以排水，墓砖素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较晚的墓内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钵、盘、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盘口壶、罐、盆以及陶砚、铜镜等。随葬陶俑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中、晚唐时期在两京地区唐三彩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地区的唐墓中常常随葬三彩器。

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如韶关、英德、连江、广州、佛山、博罗等地。广东隋唐墓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则有单室、双室之分，而以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单室墓一般为平面长方形的券顶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墓壁常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墓砖侧面多模印花纹。高级官吏张九龄墓，系大型单室墓，墓室方形，四角攒尖顶，室内筑棺床，墓壁绘画，有较长甬道，甬道两侧筑侧室。双室墓状如二单室墓并列，其间隔一堵砖壁，壁上开通道。随葬器物以釉陶为主，瓷器少见。器形有四耳或六耳罐、碗、坛等。陶坛多出于沿海。个别墓出土少量陶俑。

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可将该区墓葬分作前、中、后3期。前期的各种釉陶罐器体较高，底部向外撇，具有较浓厚的南朝器物遗风；流行直口深腹实足的陶碗。此后，罐类逐渐变矮，底部外撇现象消失；碗类口部日渐敞开，腹部越来越浅，实足器减少，圈足器大增。前、中期陶坛火候不高，釉层附着不牢，后期则近于瓷器。

主要指闽江下游的闽侯、福清，晋江流域的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九龙江流域的漳浦等地。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种，以砖室墓居多。砖室墓通常为带短甬道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还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龛。墓砖侧面常印植物纹和吉祥语。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主要器形为五盅盘、带座碗、双耳或四耳罐、斗、插器、壶、虎子等，其中五盅盘、插器等应是富有地区特征的器物。漳浦刘坂乡唐墓出土陶俑40多件，是此区唐墓中少见的现象。

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也可将福建隋唐墓分作前、中、后三期。前期器物体形较矮，腹部 ;虎子体形较长。中期的罐、壶等器体增高，碗壁渐趋外侈，虎子体形变短。晚期的四耳罐、盘口壶等器形更为修长，流行敞口浅腹圈足碗。注子是后期流行的新器物。

主要是城址和墓葬。城址中较重要的有渤海前期都城旧国城（今吉林敦化敖东城）、渤海后期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东京龙原府城（今吉林珲春八连城）、中京显德府城（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及黑龙江东宁城子古城，该城形制同上京龙泉府相似，被认为是渤海率宾府辖下一州城。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是最重要的渤海城址，也是唯一经过科学勘察和发掘的渤海都城遗址。它和内地隋唐城址一样是封闭式城市。其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共设10门。宫城居全城北部中央，宫城前为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由南北大街三条和东西大街五条构成规整的里坊区。坊皆作长方形，四面筑坊墙。

渤海墓葬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海兰江及绥芬河流域。现已调查、发掘的渤海墓，集中于吉林敦化敖东城和黑龙江宁安东京城附近。较重要的有吉林敦化六顶山墓群，黑龙江海林山嘴子墓群，海林北站西山及兴道河子的三处墓地，宁安大牡丹屯、三灵屯和大朱屯渤海墓，以及吉林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延边和龙县渤海贞孝公主墓。已发掘的六顶山渤海墓和山嘴子渤海墓可以作为渤海前、后两期墓葬的代表。渤海墓沿袭高句丽的传统，以石块和石板为主要建筑材料，地面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和盖顶。大型墓则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以石板或青砖砌墓壁，也用石板盖顶。葬具用木棺。墓内除一次葬人架外，常于墓室一隅堆放数个以至十数个个体的散乱人骨，后者应是二次葬的骨殖。随葬品通常只有一至数件陶器和铜铁质带具，少数墓葬有小件鎏金或金质装饰品。前、后期墓葬形制无大区别，富于时代特征的器物是陶器。前期墓所出陶器作灰褐色或黑褐色，火候较低；后期墓出土的陶器作灰色，火候甚高。山嘴子墓群还出土唐三彩式绿釉陶器。

吉林和龙河南屯发现的两座渤海贵族墓，出土颇具唐代风格的金银饰品 200多件；渤海文王女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贞孝公主墓墓壁的人物壁画，都有浓厚的唐代艺术风格；两墓所出汉文墓碑，以遒劲楷书书写，碑文完全是模仿唐代碑志文体，表现了渤海文化同唐文化的密切关系。

主要是在今云南境内的南诏城址，比较重要的有太和城、阳苴咩城、龙口城、龙尾城、大厘城（以上均在今大理地区）、邓川城（今邓川城东）、百崖城(今弥渡红崖)、拓东城（今昆明）。以太和城和阳苴咩城最为有名。南诏太和城遗址在今大理城南约8公里的太和村西，是皮逻阁至异牟寻迁都(779)前的南诏首府；阳苴咩城，在今大理城西的梅溪南岸，是自异牟寻迁都以后的南诏首府。其他诸城址，或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如白崖城），或为拱卫首府的要塞和堡垒（如龙口城、龙尾城、邓川城等）。南诏城址大多分布在山顶或山坡上，只有少数建于平地，其军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一般面积不大，城墙的修筑往往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势。位于山坡者，城墙走向多依山势，并将墙外山坡削为直壁；位于平地者，常临溪河而建，以溪河为天堑。建筑方法和建筑材料都有一些与内地唐代建筑相近之处，如城墙以夯土筑成，建筑物下筑一大土台基。使用莲花纹瓦当、卷云纹滴水等等。

据《蛮书》记载，南诏流行火葬，但属于南诏时期的火葬墓至今尚未发现。

唐代的吐蕃遗迹只调查了吐蕃赞普墓，相当于隋唐同时的各代赞普陵墓，位于 山南地区穷结宗山对面的山麓上，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陵区内约有夯筑土冢11座，有的冢前石狮、纪功碑尚存，冢前和冢顶发现有建筑遗迹。据研究，赞普墓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势，诸陵墓左右排列，有可能是受了 葬制的影响（见藏王墓）。

隋唐时的瓷窑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业经调查或发掘的窑址有数十处，隋代窑址已发现数处，北方的制瓷业有了较大发展。至唐代，制瓷业发展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器物造型和装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规模及烧造地域都不断扩大。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产青瓷，北方盛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称。此外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绞胎瓷器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青瓷最为有名的越州窑，在唐代有了更大发展，瓷场迅速扩展，新窑大量涌现，窑址遍布浙江上虞、余姚、宁波一带，它的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较大窑场（见余姚上林湖越窑址）。与越窑齐名的生产白瓷的是邢窑，邢窑址在河北临城县。晚唐勃兴并取代邢窑成为白瓷著名产地的曲阳定窑址在河北曲阳县。其余南北各地生产青、白瓷的窑址大都兼烧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巩县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密县西关窑、郏县黑虎洞窑、黄道窑烧白瓷又烧黄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寿州窑由烧青瓷改烧黄釉瓷，陕西铜川窑兼烧青釉和黑釉瓷而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长沙窑是以烧青瓷为主的窑， 约在中唐以前创出了釉下彩， 这一创新打破了青瓷色调单一的局面，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见彩图）

隋唐瓷窑北方仍用圆窑，越窑仍用龙窑。窑具除原已使用的锯齿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圆形垫饼外，新出现了匣钵，至少在晚唐越窑和寿州窑均已大量使用。匣钵的使用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

对隋唐瓷器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在造型、装饰、釉色诸方面的特点及工艺水平。以西安地区有纪年唐墓出土的瓷器为标准，一般可以将唐代瓷器分作3期：

第一期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青瓷占绝大多数，白瓷较少；青瓷以越窑产品为较佳，而白瓷有些还不易与青瓷区别开来。施釉比较草率，釉质较厚，且不均匀。往往出现流釉现象。常见凤首壶、龙柄壶、高足盘、四耳罐等较大型器物，小型实用器较少。通常以刻划、模印、贴塑、捏塑等手法作成绳纹、弦纹、联珠、流云、忍冬、莲瓣、动物、人物等纹样。第二期为唐中宗至代宗时期，青、白瓷数量都在增大，白瓷质量有所提高，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丰富，且有里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种瓷器施釉比较仔细，釉色较为纯正，出现了绞釉和绞胎瓷。大型器物渐少，实用器物多起来，器底普遍加圆饼状实足或浅圈足。线刻、划花、彩绘等是常见的装饰手法，主要纹饰为莲瓣、宝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简洁洗练。第三期为唐德宗至哀帝时期，青、白瓷和其他各种釉色的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现。施釉技术更高，普遍使用了护胎釉，彩釉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实际生活用器形制多种多样，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产。装饰手法中，墨画、彩斑、釉下彩绘占突出地位，纹样有花卉、禽鸟、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绘图案等。

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以器表施绚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胎质有红色陶胎和白色陶胎两类，前者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后者用瓷土烧成，烧成温度约800～1100℃，比瓷器略低。现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凤墓。 唐三彩工艺在盛唐达到了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扬州一带则有兴起的趋势。迄今所见三彩器包括 丧葬用的各种俑类、模型器和生活用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遗址中少见，且多为碎片。出土数量较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区是两京长安和洛阳，其次为扬州，其他如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虽有出土，但为数不多。在河南巩县小黄冶和白河乡，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曾发现唐三彩窑址。

据对洛阳唐三彩标本所作的科学分析，器物所施黄、绿、褐、蓝、黑等彩釉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二氧化钛(TiO2)、 三氧化二铁(Fe2O3)、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K2O)、氧化钠（NNa2O）和氧化铅(PbO)。氧化铜（CuO）在黄釉外的各种色釉中普遍存在。蓝釉中，除上述化学成分外，还含有氧化锑(SbO)、氧化钴(CoO)。唐三彩的各种美丽釉色，正是利用这不同金属呈色剂的特点及控制同一金属呈色剂的不同含量而获得的。

金银器皿制造，在唐代是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发展十分迅速。在初期阶段，曾受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金银器皿中有较多的波斯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主题纹饰是忍冬、宝相花和多瓣小团花，但也存在着较浓重的外来纹样的因素。安史之乱以后，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习见器物为碗、盘、盒之类;主题纹饰一变而成了牡丹花和花鸟图案，外来纹样的因素已融化于我国民族传统的装饰花纹之中。科学鉴定表明，唐代制造金银器皿已经综合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刻凿等工艺，而且各项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见唐代金银器皿)。（见彩图）

可分作3期， 第一期为隋至唐高宗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第二期为武则天至德宗以前，此期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又分作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以圆形、菱花形镜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后段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葵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第三期为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镜、卐字镜和瑞花镜，亞字形和圆形镜盛行，主体纹饰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镜形和纹饰，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我国丝织史上，唐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丝织品的织造和印染技术都有惊人的发展。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的精品业已达到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境界，纬锦织法广泛普及，产量激增，已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品。至唐代中期，丝织业空前繁荣，织锦不但数量显著提高，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工艺、新产品，如花鸟纹锦、彩条斜纹经锦、晕提花锦等等，花纹风格也为之一新。在垂拱年间(685～688)的墓里还发现了双面锦和缂丝的实物标本。其他丝织品如绮、罗、绢、纱、轻容等，无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阿斯塔那墓群所出染色丝织物，各种色彩几乎应有尽有，色泽鲜艳而均匀。染色丝织物中，染缬所占比例大，品种齐全，无论是单色还是套色染缬，都作到了染色纯正，花纹清晰，色调和谐而美丽。从分析染缬标本发现，唐代的染缬，很可能已经使用了纸质镂空花板。（见彩图）

隋唐时期，佛道两种宗教都非常活跃。我国南北各地现仍保存的石窟寺，大多包括隋唐时期的洞窟。各地还有大量的隋唐寺院遗址。我国成立以来对石窟寺已进行了不少调查和研究，经过全面调查和发掘的寺院遗址只有唐长安青龙寺遗址和渤海上京的两三处遗址。

各地还发现了一大批与佛教或佛教寺院有关的遗址和遗物，如佛殿、砖塔和塔基、造像、经幢等等。在陕西长安县、耀县，山西长治、甘肃泾川，江苏镇江发掘了五处隋唐塔基（地宫）。陕西的两座塔基中出土有盛舍利套装银盒、金盒和涂金盝顶铜盒；在山西、甘肃、江苏的三座塔基里各发现一套藏舍利用的石函及金银棺椁。各地古遗址内成批发现古代佛教造像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较重要者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造像2600多件（见曲阳修德寺石造像）；陕西西安西郊土门村南出土石雕及“善业泥”造像390件;河南西峡县回车水库工地出土鎏金造像数百件。这些造像中隋唐造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造像上附有隋唐纪年。此外，在四川成都西郊百花潭锦江内还曾发现较多的佛、菩萨、罗汉、供养人等小型石雕像以及有纪年的唐末、五代（前蜀、后蜀）石经幢。

关于隋唐道教遗址的调查工作，有河北易县龙兴观遗址的调查。龙兴观是唐代北方著名道观，历经宋、元、明诸代，直至清末以后才废弃。该观址最南端存有白石质开元二十六年(738)道德经幢一座，其道德 ，系依据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注本镌刻，对研究老子《道德经》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唐代景教的遗物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我国碑，至今尚立于西安碑林中。有关袄教的遗物虽未发现，但唐代袄 的墓志，却已发现数块，特别是1955年西安发现的咸通十五年(874)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汉文与钵罗婆文合刻，是研究唐代袄教的重要资料。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国际交往活跃。除同邻国 、日本、越南保持密切关系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中亚、西亚地区；通过海上航线扩大了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国家的联系。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隋唐的都城形制对日本的都城制度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至8世纪后半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地布置里坊，显然是模仿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特点。我国隋唐时代优秀的手工艺品也大量运往日本，至今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还珍藏着数千件隋唐文物。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生产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艺技术烧成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为我国和伊朗及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看到，在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唐代，曾积极采用中亚人民喜爱的纹样，织出了大量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猪头纹、联珠骑士纹锦等，同传统丝织品一起输出国外，满足了西方市场的需要。我国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铜镜等。如苏联的撒马尔罕以及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我国的瓷器和铜镜。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还发现了唐三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及等国不止一处发现了唐至五代的我国瓷器，印度尼西亚、苏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这些珍贵遗物，都是我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属隋唐五代时期在我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有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以及日本的和同开珎银钱和铜钱。其中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数量最多。隋唐时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发现地点，有新疆的乌恰、库车、吐鲁番，陕西的耀县、西安，河南的陕县、洛阳，山西的太原等地，大多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国内交通干线附近。包括了4世纪初至7世纪中期先后12个王(沙普尔二世至叶兹德格尔德三世)的铸币，而以库思老二世的为最多。当时，波斯银币在中东、近东、东欧同东罗马金币一样是国际通用货币。但我国出土的不一定是作流通货币使用的。有人认为，新疆出土的有一部分或曾作为流通货币使用过，其另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则是墓葬的随葬品、礼佛的施舍品、或是古钱和外币爱好者的收藏品。

东罗马金币共3枚，一枚出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毕克镇东北水磨沟口水库工地，是罗马帝国币制改革后的金币“索里得”，系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457～474)时所铸，可能是隋唐或稍早一些时候，掩埋死于途中的商人时被埋入地下的；一枚出于陕西咸阳底张湾隋墓，经鉴定为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金币；另一枚出于西安土门的一座高宗或武则天时期的唐墓，系拜占廷赫拉克利乌斯(610～641)型铸币的仿制品，大约是7世纪中叶铸于中亚细亚。

阿拉伯金币在新疆曾有发现，但多为本地所仿制，且仿制时间较晚，1964年西安市阿房区西窑头村一座中晚唐墓葬出土阿拉伯金币3枚，它们同属 古币“第纳尔”，为中古阿拉伯奥梅雅王朝（唐书称白衣大食）所铸，这是我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 铸币。

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窑藏的日本和同开珎银钱共 5枚；和同开珎铜钱曾出于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和同开珎银钱和铜钱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都是流通货币，但次年即废。西安所出的和同开珎银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带到我国来的。

指萨珊王朝时期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它是在罗马玻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在我国发现的可以肯定为萨珊玻璃器的有两件，一是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细颈玻璃瓶，是罗马后期和 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纪的玻璃器皿中经常出现。另一件是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发现的凸圈纹玻璃杯，两件都属于钠钙玻璃。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玻璃杯的装饰花纹，尤具有萨珊风格。

我国境内发现的波斯釉陶器有两批，扬州出土的是一件绿釉陶壶，壶高38厘米，颈肩之间联以对称的双把手，腹部饰水波纹，釉作翠绿色。在扬州唐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屡次发现波斯釉陶器的碎片。另一批出土于福州莲花峰的刘华墓中，刘华是南汉南平王的次女，闽国第三主王延钧的夫人，葬于长兴元年(930)。墓中随葬了三件孔雀蓝釉的陶罐，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个环耳，腹部贴饰半圆弧条纹或平行的绳纹，高达74.5～78.2厘米。这种陶罐的器形、釉色和腹部贴饰的纹饰，都与伊朗发现的9至10世纪的所谓 式样的釉陶罐相同。这些釉陶器，无疑都是从伊朗输入的，而且还可能都是从海路输入的。

参考书目

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2。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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